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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教授最近提出政府應該考慮在北京實行人口準入制度。公平地說，主張實行人口準入制度，并不是出于地域歧視，也許因為是大學教授，因此，她相信，人口準入制度是可以科學地實施的。這種信念又是以另一個信念為基礎的：她相信，政府可以預測出北京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每個方面的人才需要多少。
聽起來，這樣的預測和計算似乎沒有什么難的。不過，略微想一下，事情也許沒有
這么簡單。比如，關于政府預測城市產業發展的能力問題，假定政府具備這樣的能力，那么，計劃經濟應該是效率最高的經濟模式，我們為什么要進行市場化改革呢？
至于具體的人才數量問題，難度可能更大。首先，讓我們假設，北京需要發展IT產業、金融產業、文化產業。這些產業需要多少相關人才，本身就不是那么容易計算出來的。但這還不是最困難的。這些高端人才不可能沒有吃喝拉撒睡的事情。因此，接下來，政府要計算，城市需要多少清潔工、保姆、餐館服務員、快遞工、按摩工、理發師；甚至還需要計算，為這些高端人才需要配套多少收破爛的，否則，他們家的廢品誰來處理？這些事情，北京本地人似乎都不愿意干。
還有呢，這些人員也要有自己的生活需求，而滿足他們的市場跟滿足白領、公司高管、政府雇員的市場，完全是兩回事。于是，政府為了讓這些為高端人才服務的人員在北京安居樂業，還需要批準若干數量的外地人進京。如此類推，究竟要放多少外地人進入？為城市發展所需的外地人，與為這些人服務的外地人間的比例是多少才合適呢？
當然，不要忘記最重要的一件事：這些高端人才很可能男生遠多于女生。為了使他們能夠安居樂業，政府還需要考慮批準一些外地女生進京，使他們可以談戀愛、可以結婚。那么，批準多少呢？
這樣的預測和計算，其實是超出人的正常智力范圍的。假如政府不能準確地計算出可以進京的外地人的數量和結構，那很可能會導致城市生活的不便和混亂。由此也就可以看出，由政府來限制或篩選可以進京的外地人，從而實現城市的協調發展，這種貌似科學的主張，反而是沒有科學依據的。
其實，歷史上，有一些哲學家就有這種理性的狂妄。古希臘的柏拉圖在設計他的理想城邦共和國的時候，就曾經列出了這個城邦的最佳人口規模，這個城邦需要什么樣的人。然而，這從來都只是哲學家的幻想而已。在現實中，不管是一個國家的政府，還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只能接受歷史積累下來的、通過自然流動而形成的人口的現實，并在這個現實的基礎上，尋求較為優良的治理方式，而從來沒有一個政府試圖按照某個標準挑選出自己所需要的人口進行治理。
□姚中秋(北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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