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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國資委經濟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
在我們這個時代，財富成為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貧困被人避之不及，而企業家則越來越成為令人羨慕的“生物鏈”的頂端。有民意調查中，大多數人都表達了對富豪企業家們跌宕起伏、香車寶馬的生活方式的向往。
然而，香車寶馬并非財富生活的全部，財富與貧困的故事也不是想象的那樣簡單，事實上，富豪企業家們各種各樣的煩惱和痛苦并不少于普通人甚至更多，企業家承擔風險是有其必然性的。經濟學大師熊彼特經典地將企業家歸同于“創新者”，另一位經濟學大師奈特則將企業家等同于“風險承擔者”。眾所周知，收益和風險對稱是公平的，而在市場經濟中，創新的風險最大，因此其收益也最大。企業家的財富實際上是來自于其所承擔的創新風險。
只是在通常的情況下，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企業家閃閃發光的財富生活，忽視了企業家創新的風險和其風險生活。最近，山西鑫龍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趙恩龍之死，讓我們看到了財富生活的另外一面。
2005年1月1日，人們在慶祝新年，但一個民營企業家卻在這一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警方做出結論：趙系跳樓自殺身亡。死亡的原因，據警方在現場發現的趙的一封遺書，是政策變化快，負擔過重，銀行的貸款無法如期歸還等。媒體后續報道的情況是：趙恩龍大約向銀行借貸達4億元，到2004年年底，巨額貸款無法歸還，經多方協調達成一個口頭協議：由趙恩龍出面籌措款項先歸還銀行，平賬后，銀行再將此款貸給趙恩龍，趙再還給借款單位。但是，在趙將款打入銀行后，銀行卻未能按口頭約定再貸款給趙恩龍，失信的趙恩龍以死謝罪他的借款人……
原來，在生和死面前，富豪和貧民的差距并不像表面上的財富鴻溝那樣巨大。在這個世界上，大家都要平等地面對生和死，都不得不無奈地面對生活中這樣或那樣的壓力。企業家做大事、成大業，但首先要承擔大的風險，否則難逃一死——也許是企業的死，也許是自身生命的終結。這真是殘酷的生命交易的法則！
相比成熟的西方市場經濟，中國目前的財富積累仍帶著“血色”。有資料顯示，自1980年以來，僅有記錄的，中國便有1200多位企業家自殺，絕大部分是民營企業家。作為在本輪宏觀調控中第一位倒下去的民營企業家，趙恩龍之死促使我思考更多的問題。
首先，趙恩龍之死應該能讓人們明白，企業家風險的極限是什么，企業家財富與風險的內在關系如何，并因此而尊重企業家。遺憾的是，在中國長期的社會傳統中，并沒有形成這樣一種社會文化。而當前，權貴資本與騙子富豪泛濫，再加上分配不公等等，使得中國社會“仇富”意識漸熾，正常的企業家文化也難于形成。但是正本清源，一個社會要想長期繁榮，形成和不斷完善尊重企業家的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本人對這位企業家的死有一種敬意。趙恩龍的死因之一是因為他極度看重自己的信譽，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便以死相報。在我們這個信譽稀缺的社會，他的死亡帶有一種對信譽淪喪強烈抗爭的悲劇色彩。有人說，相比于西方的罪感文化，中國文化是一種樂感文化，這種樂感文化本來就不易于建立于中國的制衡制度和負責意識，但所幸中國人還有“羞恥文化”作為補充，使得中國人為了羞恥而不去做某些事，為了羞恥而負起責任來。有調查表明，因為缺乏社會誠信導致中國企業增加的額外經營成本高達15%以上(而筆者相信，這一數字可能被嚴重低估)。誠信的成本越高，趙恩龍們信守承諾的價值就越大。
趙恩龍的死還再一次提醒人們：中國社會、經濟制度和結構對于民營的發展依然構成嚴重的不公平。在中國市場經濟的生成過程中，人們耳聞目睹許多民營企業家的非正常死亡，但還是能聽到“生存比發展更重要，謹慎比豪氣更重要，賺錢比出名更重要，現金比什么都重要”之類的大道理。如何實施“公平”的總量調控？在開放的經濟下，如何保證宏觀調控效應的公平呢？
第三，中國的市場經濟仍不完善，社會制度的設計需要在風險和責任之間取其平衡，以告別“血腥的市場經濟時代”。企業家必須對冒險負責，但是不是所負的責任越大越好呢？經濟學的研究發現，這樣的社會制度設計將不利于鼓勵社會創新。這就是為什么西方社會的公司制度演變是從負無限責任的公司逐漸被有限責任公司取代的原因。有限責任公司制度設計以公司法人的有限財產承擔風險責任，雖然也會涉及責任人的責任，但只要不違法，一般不至于使企業家的個人生命陷于死亡的境地。筆者不否定民企要發展就需要更多地防范風險，其中包括政策風險。事實上，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有機遇、有風險而不再是“短缺經濟”年代有機遇、無風險的時代，因此，企業家不僅要有風險防范的意識，更要有防范風險的能力，但從社會最優創業的角度考慮，有限責任公司的做法是值得推崇的，從而杜絕像趙恩龍這樣以個人生命負無限責任的非正常死亡的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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