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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長盛
北京市政協委員張惟英提出建立“人口準入制度”、控制北京人口規模的建議之后，輿論幾乎一邊倒地反對，認為有違憲法，忽視弱者權利，違反公平與正義原則，是搞新的歧視。
就這個問題，我給北京一位朋友打電話。他說，從一個純粹北京市民角度，他支持“準入制”。畢竟城市不能無限制地膨脹下去，否則“后果很嚴重”。但是，從良知來說，他又極力反對這樣做，因為“準入制”的確有違公平、正義這些普適價值觀。
可見，“人口準入制”支持者并非不懂公平、正義這類“大道理”，也并非一時頭腦發熱、想當然，其背后有著深層的利益訴求。因此，對“準入制”僅作對與錯的價值判斷，還遠遠不夠。
福利經濟學家卡爾多發現，現實中的改革并不總是使社會中每個階層成員的福利都得到增進，有一種可能是一部分人福利增進，另一部分人福利受到相對損失。既得利益者為了保護利益，往往會形成新的利益集團，通過不同的形式提出他們的利益訴求，促進有利于自己的行政決策。
北京是首都，處于政治中心地位。這么多年來，國家投入巨資建設，經濟水平、居民收入、教育機會等各項發展指標均在全國處于領先位置。北京發展起來后，享受成果的首先是北京人。由于區域發展極不均衡，外地人想來北京發展很正常，人往高處走嘛。由此帶來的交通擁堵、資源緊張、治安混亂等問題，確實讓北京人的利益受到損失。提出“人口準入制”，只是北京既得利益者的本能反應———誰不想讓自己碗里的肉多些呢？這也是它能夠獲得一些北京居民支持的原因所在。
在國與國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話也適用于各利益集團之間。雖然判斷一種利益訴求的標準是社會公正，但利益集團從來不會將自己的利益拱手讓出。“準入制”雖然不符合社會公正，但這個訴求也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并將其化解掉。
首先，社會需要對利益受損者進行足夠的補償。這種補償可以表現為“反哺”。據1月25日《南方都市報》報道，深圳市市委書記黃麗滿稱，深圳已先富，但不能“為富不仁”，應該反哺全省乃至全國。這是一個好現象。只有全國均衡發展了，人口才不致盲目流動。
其次，社會公正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這需要社會博弈，特別是社會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妥協。但是，現在代表弱勢一方的利益集團還沒有形成。暫住證、城市禁乞等制度為世人詬病已久，但仍然存在，重要原因在于，在民主政治層面，還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利益集團替弱者說話。所以，如何培育弱勢集團，讓其有能力與既得利益集團談判，也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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