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北京市十二屆人大三次會議閉幕。回顧今年北京“兩會”不難發現，從“人口準入制”的提出、《外地來京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條例》的擬欲廢止，到北京市擬取消暫住證，以及人大代表提出的“北京市居住證”建議，“外來人口”成了代表委員關注的熱點之一；在會場之外，這些建議或方案不斷引起一波又一波的公眾評議。
其實，在會前所進行的公眾熱點話題調查中，“外來人員”就是熱點。會議議題和
公眾期待的不謀而合，從一個側面表明了“兩會”的“務實”。
為什么外來人員會受到如此重視？放在“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這毫不奇怪。“以人為本”，要求一個城市的發展不能只看經濟數字的增長，城市管理者不能只見“物”不見“人”；而“和諧社會”的最終建立，在全國，不能不充分考慮數以億計的流動人群，在北京，永遠也不可能把400多萬的群體排除在外。
外來人口問題實質上是怎樣看待外來人口權利的問題。在社會轉型期，公平對待外來人員的權利，必然涉及利益調整、觀念更新、資源分配等方方面面，難免會有諸如“人口準入制”和“取消暫住證”之類截然不同的觀點的出現。而這種觀念之爭對政府公共政策的取舍也是一個巨大的考驗。所以，我們不能奢望幾天的會議就能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
但是，這次“兩會”內外對外來人員問題的關注，至少厘清了以下理念：外來人員也是城市的組成部分，他們的權利應當得到全面尊重；即使戶籍壁壘短期內難以完全打破，過渡性的政策也應該向著公平而不是歧視的方向發展，讓外來人員不斷靠近“市民待遇”，最終打破“外來”與“本地”的界限———由此，再來看“人口準入制”，我們顯然無法贊同；而廢止暫住證，盡管無法預知未來會有怎樣的替代制度，但是，這畢竟是向應有的目標走了一步。
當外來人員務工經商不需暫住證之后，我們看到一個趨勢：附加在暫住證身上的功能正在大大弱化，在所謂的“管理”層面，已經完全可以廢止，沈陽、武漢等廢除暫住證的城市，其治安形勢也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樣一團糟。那么，廢除這個打著歧視“記號”的證件，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
北京市已經有廢止暫住證的打算，令人期許。而人們的擔心是：廢除了這樣的制度，會有什么樣的新制度來替代它？新的制度會不會遺傳暫住證的“病毒”成為新的歧視“記號”？
這樣的擔心并不是沒有一點道理。城市資源日益緊張，加之“外來人員素質低”、“影響社會治安”的心態還有一定的市場，這都為歧視性的政策可能出臺提供了土壤。而從人大代表所提出的北京居住證的內容來看，普通外來人員的權利還是難以實現根本的保障，即使和上海相比，建議中的北京居住證的內容無疑還難以徹底祛除“歧視因子”———它盡管不像暫住證那樣對所有外來人員造成歧視，但是仍然對大部分被認為“城市不需要”的外來人員進行了歧視。
暫住證廢止之后，我們期待的居住證應該寫著“公平”的字眼，從而成為權利的標志，而不是在外來人員中再造身份區別，異化為文憑和財富的標志。
既然我們不可能消滅乞討，就只能和乞丐共同生活，盡管看起來不那么賞心悅目；既然我們的公共資源已經緊張，我們也只能在有限的公共資源內公平分配，盡管我們大家都受到了影響。這是中國的國情、也是北京的“市情”所決定的，我們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那種想通過把一部分人的權利進行剝奪、甚至把一部分人拒之城外的觀念，永遠不應該變成現代文明城市的公共政策。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