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4日中午11時左右，在成都德盛路1號門前，一名紅衣女子單膝跪地，執著地為一個陌生男子做著人工呼吸。一次、兩次……紅衣女子沒有因為男子滿面污泥而顯出絲毫猶豫。 約20分鐘后，圍觀者看見紅衣女子抬起頭來，“他死了。”她搖搖頭，瞬間熱淚盈眶……奇跡沒有發生，但人們記住了那個從圍觀人群中挺身而出的身影，和一雙痛惜的淚眼。(1月25日《成都商報》)
無論是從題材還是內容上看，這都應該是一篇感人肺腑的現場報道。然而，就是這樣一篇幾近完美的報道卻因為記者一句提問讓人大倒胃口，了解到她是附近青羊區二醫院的醫生叫周昱丹，記者采訪時問道：“你給病人做人工呼吸時想到過臟嗎？” 周昱丹這樣回答：“沒想過，臟東西可以洗干凈，人死了就不能再活過來。”周昱丹接著說，“每一個醫生遇到這種事情，都該這么做的。可惜我最后沒有把他搶救回來。”
我不知道這位記者在聽到周昱丹這番話后是怎樣一種感受，也不知道記者當時臉上是否出現羞澀。我想，如果我是這位記者，面對這樣的回答，會很不好意思的。
我雖然不是記者，但知道該如何與一位尊重他人、敬惜生命、恪守治病救人天職的好醫生(何況還是一位風華正茂的女醫生)對話。即便是為了報道她的感人事跡或是善意地提醒讀者注意事項， 那也應該請周昱丹醫生談談她為什么會這樣做？或咨詢一下對于類似緊急情況的搶救常識，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合格的記者該做的事情。可偏偏不幸的是，這位記者又一次出口成“傷”。
記者是航船上的了望者和社會的清道夫，記者的天職就是激濁揚清，在弘揚正氣、鞭撻邪惡的同時，更體現出對于一切生命倫理的尊重和人性的褒獎。然而，近幾年來，我們遺憾地看到，隨著媒體的發達和競爭的白熱化， 少數記者的素質也十分令人擔憂，在許多場合許多報道中屢屢出現“硬傷”：乞丐現象被記者形容為“一種視覺污染”；有民工不幸被電死，深圳某報記者將其慘狀描述為“烤成了烤鴨”；某特區高速公路上總有一些困難群眾冒險揀拾廢車票換錢，有記者將詞典中用來表現匪徒、獸類流竄樣子的特定詞匯“竄”字毫不猶豫地按到他們頭上。至于報道婦女遭不法歹徒蹂躪時，記者對歹徒動作繪聲繪色的再現，甚至俄羅斯發生恐怖分子殘殺無辜人質時，我們的主流電視臺居然以此作為競猜賺錢的“素材”之類，不說也罷。
常聽人發些感慨，說是時代發展了，經濟上去了，但這個世界上的人情味越來越淡漠了。這些感慨常常就出現在那些聲稱為民代言、捍衛良知并且秉筆寫春秋的記者筆下。而現在看來，他們中的一人絲毫沒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對于社會下層民眾現實的困苦絲毫沒有同情心甚至還屢屢以一種輕蔑、調侃的口吻對待他們，對待生命無奈的消失。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對記者職業的一種莫大的諷刺？
說實話，人們無從要求這些素質差強人意的記者用鐵肩去擔啥道義，只希望這些職業人筆下留點情，嘴中積點德，別再出口成“傷”——這不算太過分吧？
(稿源：紅網)
(作者：李甘林)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