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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撰稿／童大煥
2005年1月11日，中紀委發出禁賭令，明確指出，從今年1月到5月，將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集中打擊賭博違法犯罪活動專項行動。今后對參與賭博的黨員干部，一律予以免職，到國外、境外賭博的更要從嚴懲處。這是多年來最嚴厲的反腐措施，也是兩個月來中紀委第三次發出禁賭令。禁令一出，中國周邊國家的賭場接連倒閉，截至目前，一個月內已令越
南、緬甸等國的82家賭場停業，西雙版納境外賭場全部關閉，朝鮮羅先市英皇賭場也于近日關張。
本次禁賭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針對黨員干部。行動伊始，公安部白景富副部長發表講話說，這次專項行動將區分賭博行為和群眾娛樂活動，對群眾帶有少量彩頭的打麻將、玩撲克等娛樂活動，不以賭博行為查處。“兩高”也將出臺禁賭司法解釋，明確“親朋好友之間、街坊鄰居之間不以營利為目的、帶有少量彩頭的營利活動，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娛樂場所并只收取固定的場所和服務費用的經營行為等，不以賭博論處”。正因此，中國的禁賭行動，實為政府在開辟中國反腐敗的新戰場。
官員境外豪賭在一個時期以來成為一道格外刺眼的“風景線”，賭資動輒數以億計，僅2004年案發的就有：原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主任李述標赴澳豪賭，挪用公款1.2億元；原中山市實業發展總公司陳滿雄夫婦多次去澳門豪賭，共同挪用中行中山分行資金4.27億元，其中4.15億元償還賭債；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市廣電局局長張小川等人挪用公款2億多元，其中1億多元輸在了澳門賭場；原延邊州交通管理處處長蔡豪文，僅在2003年11月到2004年11月一年間就先后30次出境賭博，一共揮霍公款和企業資金350萬元。而在已經落馬的官員中，曾經參與出境豪賭的也并不鮮見。因巨額受賄被判死刑的原沈陽市常務副市長馬向東，曾經17次去澳門賭博，最多一次三天輸掉上千萬元；同樣因巨額受賄被判死緩的原廈門市副市長藍甫，私自前往香港賭博，也曾經一天輸掉350萬。這些參與出境賭博的官員有著相同的特點，一是公款賭博，或者企業買單，不掏自己一分錢腰包；二是一擲千金，格外“慷慨”。乃至于近年來，美國許多賭場開始將中國大陸的企業老總和政府官員“鎖定”為重要客戶來源。澳門因為路近更是成為內地官員賭客的首選，每年內地賭客在澳門要輸掉十幾億元，其中相當部分是官員輸掉的公款。
官員境外豪賭直接造成的危害有三：給中國政府乃至整個中國形象帶來極大破壞；直接導致巨額國內資金和國有資產外流；與腐敗現象互為因果，互滾雪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腐蝕。干部賭博已經成了腐敗的溫床：一些干部和私企老板，為個人提拔重用和得到“領導關心”而采用賭博方式行賄；一些基層官員不僅參與社會上的賭博，自己也開設賭場放高利貸。
但很顯然，禁賭是治標之策而非治本之方。雖然官員嗜賭有可能加劇腐敗，但從根本上說，官員嗜賭首先是因為有腐敗的空間，賭博很大程度上是腐敗官員洗錢的管道。從報道看，各地禁賭最有效的兩招：一是“查”，二是“堵”。“查”，就是通過邊境口岸的過境記錄，調查那些有出境賭博嫌疑的政府官員；“堵”，就是封堵賭客的出境路線。這兩招雖然有效卻有限。許多官員熱衷于賭博，并在賭場一擲千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錢要么來自公家錢袋，要么是收受賄賂并欲將其洗白——贏了就成了光明正大的合法收入，即使輸了，也有公家和行賄人買單。更何況，即使賭博這種洗錢的管道被完全堵死，各種腐敗通道還是會不斷地被開辟出來，比如送官員子女上學、為官員子女開公司、將官員家屬送出國以及官員權力期權化等等，都具有極大的隱蔽性和“安全性”。
因此，禁賭只是“截流”，如何從源頭上反腐仍然任重而道遠。目前掌握權力的各級官員在各自勢力范圍內很容易弄到錢，同時又缺乏對他們的監督和制約。現階段“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官員體制，難以實現自下而上的監督和制約；而官員手中可“變現”的權力太大，往往一個批條可以產生巨大利潤。這是權錢交易、腐敗現象層出不窮的根源。日前《中國青年報》披露一個掛職博士的信，談到某個商人希望他幫助獲得一塊100畝的地，該商人一次開出的回報價碼竟高達500萬元！
而近年披露的許多腐敗官員，涉案金額也動輒幾千萬上億元。官員們擁有隨便動用上億元公款的權力是很可怕的，幾萬、幾十萬元，稍有“定力”的官員可以不動心，一旦手中可以輕易調配幾千萬上億元，就會有許多人“動心”了。據悉，國家官員動輒使公共資產損失百千萬元、上億元，這樣的案例在世界各國少見。一些富國官員手中管的錢雖然巨大，動用的權力卻極小。甚至連公務招待客人的一餐飯，也被嚴格限制在幾美元以內，超出部分要官員自掏腰包。這樣的權限，想腐敗都不可能。自下而上監督和制約權力；從削減審批權和減少官員對公款的直接支配權兩個方面入手減少權力的“含金量”，既是對官員的最大愛護，也是對國家和民族事業的最大愛護。
(作者系《中國青年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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