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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君
前兩天，兩條關于“在校大學生能否婚育”的消息一正一反，讓公眾空歡喜一場。先有媒體報道，某部門官員范毅在一次研討會上表示，本部門將出臺的新《普通高校學生管理規定》將不再提“婚育”二字，從而得出“高校不再干涉大學生婚育”的結論。但很快范毅對《新京報》記者表示，研討會上的說法只是個人觀點，不代表本部門的政策，不是結論
性的規定，“高校不干涉大學生婚育在目前也是不現實的”。(《新京報》1月22日)
在校大學生能不能婚育？這個問題已經爭論了好幾年。支持者如專家學者、大學生們拿《憲法》、《婚姻法》論證：只要是符合法定結婚生育條件的中國公民，都有結婚生子的權利，沒有法律明文規定某個群體的這個權利可以被剝奪。
從范毅先生“前是后非”的態度中，我們能清晰地感到，即使在教育行政部門，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心里很清楚“禁止在校大學生婚育”是不適當的。但是，這最終只能成為“個人觀點”。而在當下中國，官員發表“個人觀點”離“公共決策”的建立和推行還有很長的距離。于是，人們見到了一個新版“皇帝的新衣”———大家都知道該怎么做，可就是不做。
其實，“知可為之而不為”的事哪只這一樁。也在最近，國家有關部門決定“乙肝病原攜帶者可以報考公務員”，讓全國1.2億乙肝病原攜帶者很高興。然而，大家似乎忘記了這個“成績”的得來經過了怎樣的波折———從1.2億人背著歧視的黑鍋到后來的殺人案，從媒體關注到行政訴訟，從網上聲討到民間評論，廢除這樣的規定讓公眾等了多久啊。
去年“保障人權”被寫進憲法，至今已快一年了。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其修改對國家方方面面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必然要求對過去的法律法規進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和校正，必然要廢止和修改許多與憲法規定相抵觸的內容。樹立憲法的最高權威，相關部門有積極改良的義務和責任，不必等到輿論鼎沸，更不能輿論鼎沸了還在置若罔聞推推托托。
從根本說，我們還缺乏對“置若罔聞”者的督促和懲罰機制。不過，也不必太悲觀，去年年底全國人大有關負責人已經明確“任何公民都可以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違憲審查的要求”：對于被質疑的法規，首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工作機構進行審查，如果確認違法、違憲，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可以廢除相應的規定，也可以要求制定機關自己改正———那么，對于類似“禁止在校大學生婚育”的規定，說不定哪天就會有公民對其提起違憲審查。
這個問題值得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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