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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從1990年開始實施希望工程，15年來總共收到的捐贈價值近7000萬元，有7萬名失學兒童和少年重返課堂。但數字顯示，來自外省的捐助比例遠遠超過本省。以2004年為例，每10個受資助的孩子中，有9個是外省的功勞。其實，山西并不缺少有實力的企業，山西奢侈品的消費能力比外省并不低，富人們忙著修廟置房奢侈浪費，但富裕階層回報社會的意識還很淡薄。(1月19日《山西晚報》)
聯想到近年來先后發生的山西海鑫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海倉在辦公室里被槍殺；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家門口被斬殺等，這些惡性事件似乎全與債務糾紛有關，有的竟然僅僅是數千元的債務，卻弄得兩敗俱傷，不能不再次讓人們反省。財富是什么，聚財和散財是一種什么關系？富翁需要怎樣的財富觀，才能保護自己的財富？需要怎樣的慈善觀，才能使自己的生命與財富事業長青？
不可否認，中國富豪基本上不存在繼承性的問題，他們的財富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后聚積極起來的。曾經有過的貧困生活和處于邊緣地位的經歷，是他們追求財富的直接動力。當然，其致富的過程是迅速的，與社會契機有關，同時也與個人的能力有關，至少證明了他們自己具有財富的洞見，具有聚財的能力。他們通過這樣那樣的努力成為中國最早富裕起來的一少部分人，從而擁有了更多實現自己價值的方式和途徑，包括盡情地享樂，盡興地瀟灑。在享受生活的豐厚回報的過程中，也享受著財富帶給自己的榮耀和暈眩。不能不說，他們已經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和公眾的尊重，也包括某種艷羨和嫉妒。但是，即使如此，仍然不能保證我們的富翁們真正懂得了財富的真正內蘊，真正懂得了財富的純本意義。時下的理念是，財富也是一種責任，財富應該共享，財富與道義緊密相系。西方有句名諺，富翁進天空如同駱駝穿針眼一樣難。在美國現代基金之父卡內基看來，富人應當把到手的利潤盈余，看作是社會放在個人手中的一種“信托基金”，他們的義務就是要以自己認為最有效的方式，去管理使用這些資源，為公眾謀取最大的利益。說的俗氣一點，金錢達到一定數量后，個人的享樂意義已經完全退出了富豪的生活目標，這就是“良宅千頃，臥只一床，黃金萬兩，日只三餐。”“私到極處便為公。”只不過，國內的富翁真正領悟了財富要旨者似乎還不很多。
卡內基說過，斂財需要能力和技巧，有價值的散財也是一種能力的體現(2004年5月6日《東方早報》)。這種能力自然首先包括對于財富的深邃識見，也只有看清了財富的本質，看淡了財富的虛榮，看準了財富與責任、道義的內在關系，也才能處理好聚財與散財的關系，才能把散財當作一樁莊重的事業來做，當作一種學問和藝術來追求和創造。在這方面卡內基可堪稱典范，直到生命結束之前，他都在為社會奉獻著他的財富，其捐獻總額高達3億3千多萬美元。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尤其相信教育和文化可以改造拯救人類。身為貧窮的蘇格蘭移民的兒子，卡內基童年時很少有機會進入圖書館，這也讓他很早就認識到，貧窮甚至會剝奪人們獲取知識的權利。所以在他的一生中，建立并維護公共圖書館，一直是其全心支持的事業和理想。先后捐獻了1200萬美元，興辦了3500座圖書館，形成了美國今天還在享用的公共圖書館系統。創辦了“卡內基大學”,后來又在美、英各地捐資創辦了各種學校和教育機構，以便讓更多的孩子能夠享有良好的教育；設立“大學教授退休基金”，旨在保障教育家的晚年生活；他甚至還設立了“總統退休基金”、“作家基金”、“舍己救人者基金”等等。1911年，卡內基創立了紐約卡內基基金會，以“促進相互理解和知識的發展與傳播”，這一世界上最著名的私人基金，一直致力于并實踐著卡內基對于慈善的獨特理念，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真正永恒地造福世界”(同上)。
卡內基的可敬之處不僅在于，大半生都在從事慈善的神圣事業，更在于他散財的能力，選點準，起點高，慧眼獨具，管理有方，對于豐富財富的內涵，提升人類自身的價值，升華人生具有著高貴的意義，還在于他創立了基金會這一模式，使之“人亡政未息”，慈善的火炬能夠始終熊熊燃燒著。對比一下我們的富翁，散財的能力和智慧似乎還剛剛起步。有的甚至還處于隱富的階段。為了區區萬元的財富糾葛結怨于人，這當然并不完全是利令智昏，可能有爭氣賭氣的成分，但由于缺乏妥協、寬裕、從容的心態，缺乏散財的理性和技巧，最終為亡命之徒所害，豈不悲乎？不少人認為富翁之死于社會的仇富心態，我則以為，其火拼的導火索真得就攥在富翁自己手里。有人說，安上道義的翅膀，財富將不再是惡之花。相反，它將成為吉祥鳥—它將飛翔起來，將人們帶向夢想中的超越。反正我信。
(稿源：紅網)
(作者：劉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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