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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洪/文
●相信對于國內的大多數人來說，眼下最重要的問題并不是“中產”的標準，以及我們是否與國際接軌，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層”，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能簡便、省力地判斷入口的食品是否安全，否則，“中產”了，又有什么意義？
“你中產了嗎？”也許過不了多久，朋友之間見面，脫口而出的會是這樣一句話。
許多年來，我們對“中產階層”的想象以及中產階層與國際接軌的渴望一直鍥而不舍。本周，那條“我國中產階層數字化界定：年收入6萬元以上”的新聞，讓想象中的“中產階層”終于有了一個模糊的數字化形象。
但“中產階層”是否就因此離我們近了一些？我們是否在“中產階層”上就與國際社會接了軌？恐怕未必。
據報道，按照目前情況科學推算出來的家庭年收入為6萬元—50萬元的“中產階層”判斷標準，到2020年，我國中等收入人群的規模將由現在的5.04％擴大到45％。那就是說，即便要形成單純的、經濟意義上的“中產階層”，我們還要等上15年；而在這15年里，這個經濟標準是否就可以恒定不變？15年后的6萬元的購買力，能否等同于今天的6萬元？并且，以當今社會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及區域人群的貧富懸殊來看，這45％中產人群的分布是否均衡也值得懷疑。
另一個遙遠的距離并不來自經濟指標的高低，而在于“中產階層”的社會地位及其思想狀態。那篇關于我國“中產階層”數字化標準界定的新聞也披露說，在社會學者和經濟學家的研究中，更廣泛意義上的“中產”概念，實際上是一種思想狀態而不是經濟狀態，或者說，不僅僅是經濟狀態。地位聲望、教養職業、經濟收入、社會交往，這些統統都是不能回避的指標。這一“狀態”的形成，恐怕不是可以隨便數字化的，更不可能拔苗助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產”的背后需要許多經濟、社會發展的鋪墊，“中產”標準與國際接軌，恐怕得先讓這個概念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具體發展指標上與國際接軌，有了這一些的鋪墊，“中產階層”的出現才能水到渠成。
我們往往急于在類似“中產”這樣不著邊際的事務上高喊“與國際接軌”的口號，而在具體的制度設計、技術標準等諸多方面卻進展緩慢。比如房地產市場，我們的“豪宅”價格早已向倫敦、紐約看齊，但在住宅投資、銷售運作上，則強調中國特色；比如城市建設，我們強調的是，要接軌國際大都市的規模尺度，卻在人性化設施等城市細節處理及管理規范上，看不見他人可資借鑒的經驗。
“國際接軌”絕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技術活。本周，就僅僅因為食品包裝標識與國際標準的差異，差點釀成國際政治事件。1月16日，境外媒體所謂“中國向印尼提供‘過期’救災食品”事件塵埃落定，印尼的官方和民間終于弄清楚，所謂“過期”，不過是中國食品包裝標識與其他國家有差異———我們一向是在食品外包裝上表明生產日期和食用期限，而在印尼，則標明食品過期時間和安全食用期限；我們很少在牛肉、魚肉等清真食品上標明“清真”標志，但印尼的法律對此有明確規定。
誤解的產生雖不能排除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其中挑撥離間，但我們是否亦要反思自身在食品包裝標識上的不足。我們有許多次尋找生產日期和保質期的經歷，保質期是語焉不詳的一年或者18個月，更要在外包裝不顯眼處找到那個模糊的生產日期，才能換算、判斷出該食品的可食用期。而一般的小店里的簡裝食品，往往會將模糊的生產日期省略掉，讓人無從把握。
相信對于國內的大多數人來說，眼下最重要的問題并不是“中產”的標準，以及我們是否與國際接軌有了真正意義上的“中產階層”，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能簡便、省力地判斷入口的食品是否安全，否則，“中產”了又有什么意義？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華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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