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之中不可被忽略的細節

　　□本刊記者 趙 義

　　腐敗已經成為國家政治生活要嚴陣以待的一部分。這不僅因為執政黨將反腐敗視為生死存亡的斗爭,也不僅因為人們也許哪個時機就會受到腐敗現象的困擾,還在于,人們同時要承受大量各種官員腐化墮落故事的刺激。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中國是世界上公認對腐敗處罰最為嚴厲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出臺不準式規定最多的國家(全國性的據說就有100多條)。剛剛 公布世界各國廉潔指數的透明國際也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反腐敗制度建設相對完善的國家。一位紀委系統人士也說,與其交流的香港廉政公署的朋友驚訝內地的一些反腐敗規定,香港也沒有。

　　“細節出魔鬼”。體制的魔鬼也在細節之中，讓我們仔細看看去年下半年以來揭露的腐敗故事，里面有隱藏著魔鬼、卻沒有被仔細描繪的細節嗎?

　　出逃的從容

　　9個月，對平常百姓來說，也許就是日復一日、單調重復的270天，但對廣東惠州原公安局局長吳華立來說，擔任局長的短短9個月期間，通過其下屬違規辦證前往港澳的出境者就有三四千人之多。其中有一部分是非法性交易人員。據推算，僅此一項，這個部門就可獲利三四千萬元。部分資金用來滿足吳本人幾乎一周一次的澳門豪賭的貪欲。

　　無獨有偶，去年下半年，湖南岳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在反腐敗浪潮中“全軍覆滅”。原科長劉湘建出逃英國，與已經在那里生活了8年之久的家人“團聚”。年僅31歲的副科長張力之則在被看管的地方摔死，具體原因未見分曉。事情起因地在浙江溫州。當地警方去年10月份查獲了200多本違規簽發的因私出國護照，其中近200本是湖南省簽發的，岳陽占了164本。

　　從情理上講，相關部門對劉本人應該早有警惕。以前福建廈門警方也曾發現過岳陽的線索，與岳陽警方交涉卻沒有結果。溫州警方的行動發生前，公安部一領導曾經專門警告過岳陽相關部門。這一警告顯然沒有奏效。

　　劉的出逃談不上詭秘。溫州的行動是在10月23日，向公安部匯報后，公安部指令湖南省公安廳查處。指令又下達到岳陽警方。10月30日岳陽市公安局召開黨組擴大會議，要求劉解釋問題，奇怪的是,會議責成可以斷定為重大嫌疑的劉擔任科長的出入境管理科徹查。當天下午，劉湘建便幾經周轉，出逃境外。10月之前，岳陽警方也沒有按照有關部門要求收繳劉的出國護照。劉本人出逃后，氣概十分豪邁，打電話回國交代：“有什么事情都推在我身上就是。”

　　岳陽案件中,劉等人利用的是國家改革試點的空間，即“按需申領護照”的改革嘗試進行斂財。這已經不新鮮了，但從查處角度看,監察的漏洞也很明顯(即有了諸多先兆,仍決定由劉本人主管的科室徹查案情)。是否有失職者，他應該承擔什么責任?至今沒有任何說法。

　　劉的從容出逃也許暗合了許多人的需要或者期待。

　　在去年下半年，出入境管理的腐敗之所以成為整治重點，除了涉案人員斂財性質特別惡劣(比如為非法性交易放行)外，還有一重邏輯：出入境的腐敗，在成為斂財工具外，當然也可以成為問題官員或國有企業經營人員外逃準備工作的關鍵環節。因此，可以想象，這些人勢必會全力使用各種招數誘使出入境管理部門“下水”，為將來的“全身而退”打通管道。自從2003年8月初中共發出《關于黨政機關、司法公安部門人員出境、出國通行證、護照管理措施》緊急通知文件，統一管理高官因公護照之后，客觀上講，出入境管理部門的反腐敗形勢就開始變得情理之中的嚴峻。

　　精英對資源的畸形需求

　　除了出入境管理的腐敗丑聞外，去年電力系統大批經營人員的落馬也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原華中電力電力集團老總林孔興一案中，就已經有30余管理人員受到牽連。這與整個行業在經濟調整中的上升勢頭形成強烈的反差。

　　其中不乏人們為之痛惜的精英。比如已經落馬的原河南省電力公司兩名副總經理李俊杰、黃永皓。黃永皓是清華大學電氣工程專業博士，媒體稱之為“難得的技術專家”。李本人則兼任中國電力建設企業協會送變電施工專委會會長。如無特別專長，恐難擔任這個職務。

　　按照美國社會學家貝爾的觀點，權力、金錢、知識是一個社會的三個軸心因素。對于李、黃二人來說，和多數國人一樣，曾經享受著國家提供的獲取各種資源的便利途徑。其對知識需求的更大滿足，幾乎毫無阻礙。但在三種資源來回置換，以實現自己更高的上升沖動的時候，問題往往便會產生。從媒體報道看，二人所處的企業環境是：對金錢的渴望和追逐在他們所在的部門可以說是“全民式的”。2003年河南電力公司主營業務巨虧(近3億元人民幣)的同時，多由電力系統高管和職工持股的輔業企業卻大獲豐收。身為公司主管的二人與此種情形是否存在瓜葛，目前并沒有任何說法。在媒體披露的李俊杰的8筆受賄名單中，沒有相關內容。自然，依靠對8筆受賄單子的追查，足以把李送進監獄。但行業的病態，在兩人的墮落過程中，恐非可以一筆帶過的細節吧。

　　同樣一閃而過的還有個政治掮客的身影。李、黃與原國電公司老總高嚴之間的中間人，被庭審人士稱作“混混”，與高有裙帶關系。二人力圖通過這個所謂“混混”來走通高的關系。這又是一個一筆帶過的細節：無非是利用他來滿足二人想往上爬的欲望。

　　正常嗎？資源總是稀缺的。很難想象，一個合理的社會能夠容納自己的精英同時瘋狂追逐這三種資源。用哲學家的話說，最好的社會是每個人做適合自己的事情。那么，何以人們看到更多的是，人們往往拼命要將這三種資源都攬在懷中，并且越多越好？

　　安全。是的，就是這個人們生存的最基本要素。而規則是不清晰的，獲取資源的過程是晦暗不明的，人們只有將決定規則的所有資源都掌握在手里才是最終安全的。但這恐怕是一個人無法完成的，所以走下去就是一條不歸路。風暴來臨時，結局就如李、黃二人那樣。如果規則是清晰合理的，那么理性人的選擇大致會是：追逐一種資源，盡最大努力獲取這種資源。正如商人拼命將利潤做大，學問家拼命將命題搞深，政治家拼命掌握更大的權力。以前的積累都可以光明正大地說：這是我的。如果這些不存在，人們掌握了一種資源并不感到安全，三種資源來回置換是更明智的選擇。正如來源不明的暴富者總是傾向于影響或者左右政治權力，非法獲取的政治權力需要掌握更大的經濟資源來鞏固政治權力一樣。

　　遞延權力的可怕

　　王道生被查處前是湖南省政府副秘書長。罪證之一是：其父子在湘民制藥廠重組過程中獲利百萬，職工卻陷入困苦。媒體報道有兩個細節引起了筆者的注意：“湘民制藥廠”改制事宜交由王督辦；“王道生擔任省政府副秘書長一職時主要協助分管副省長的工作，聯系政府與具體行政部門的人，主司協調之責。但在王道生的努力下，原本并不‘硬朗’的職務開始權力集中，且可以恣意妄行”。

　　一種“協調”的權力，在王手里可以轉化成“獨斷專行”的權力，這也許就是類似秘書長之類政府內部職務的妙處。

　　用紀委系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人士的話說，這是因為我們的權力運行體制中，還存在著職位規范不到位的問題。種種協調或者臨時機構，在權力運行中，自然傾向于擴大自己的能量。而這一塊又往往會暫時處于監督的盲區，所以很容易出問題。學者任進從行政組織法的角度認為，現有的行政組織立法未能按建立現代政府體制的要求和政府機構改革的運作架構，對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職能權限、機構設置、人員編制和運行原則作出明確的、科學的法律界定。規范性文件則變動比較頻繁。

　　王本人將這種權力由虛到實的轉化過程，同樣看不到任何版本的描述。又是一個只能讓人想象的細節。

　　紀委那位人士進一步分析說，權力容易由虛到實的職位，實際上是更高一級權力的延伸，因此是一種遞延權力。“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正是由于更高一級權力的不受約束，其延伸權力自然也容易失控。所以，對更高一級權力的監督才是關鍵。

　　但在腐敗重災區，我們看到什么了呢？

　　黑龍江權力場的崩潰讓人們驚愕不已。據媒體報道，崩潰前那里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已到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地步。一位人大代表向記者介紹了自己的經歷：在一次官員選舉之前，這位代表對劃票方式提出了質疑，認為組織部門規定的同意不用劃票，反對和棄權才劃票的方式不符合中國人的習慣。國人的習慣是點頭才算同意。這位人大代表很了解國情，設計者同樣了解國情。當他提出異議時，許多人大代表也十分贊許。但第二天敢于向大會提出自己質疑的只有他自己。

　　地市一級干部腐敗的巨大破壞性

　　黑龍江權力場的崩潰(4個副省級干部被查處和部分廳局級干部的落馬)，可以說是去年下半年對中國政壇沖擊最大的事件之一。從黨政層級這個角度看，黑龍江權力場的崩潰，是從馬德賣官案開始的。馬德這個地級市委書記成了變質權力鏈條崩潰的源頭。

　　從黨政層級序列來看，省部級腐敗干部的查處容易引起轟動，去年1～8月就有36個省部級領導干部被立案、審查或移交司法機關處理。這充分反映了中央的反腐敗決心和緊迫感。縣處級(包括)以下干部的查處，更容易引起人民群眾的感同身受，查處數量也最多。比如在2004年1～7月份，全國檢察機關立案查處的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中占95%左右。黑龍江權力場的崩潰折射出，地市一級干部的腐敗效應不可小覷。

　　從人事關系角度看，這一級對下一級政府官員的升遷有著關鍵的影響。原黑龍江綏化市委書記馬德一年要調整好幾次干部，他公開揚言：誰給我送錢我記不清了，但誰沒送錢我全記著！第二個原因，從財稅角度看，這一級政府是財稅集中比例較高的一級政府，比如對基層，既可以利用權力從基層集中財稅，又可以對中轉的財政資金進行“盤剝”。財稅相對集中的層級，理應是反腐工作更著力的地方。

　　諸多案例表明，地市一級的腐敗分子存在著強烈的往省里跑官要官的沖動。用以賄賂的資源自然要從下級抽取。所以從做地市級領導開始便產生問題。在黑龍江權力場崩潰中，原人事廳廳長趙洪彥在擔任綏化地區地委書記期間就開始接受賄賂，后任人事廳廳長張弛也擔任過七臺河市委書記。原省高院副院長趙學禮曾長期擔任黑河市市長，外界普遍評論趙與曾經掌管組織部門的韓桂芝關系密切。

　　前述王道生案件中,王的為官軌跡也是在省政府副秘書長和地級市領導之間經過一次周轉，其腐敗面亦隨之覆蓋更大范圍。

　　因此，有學者建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考慮在地市一級加強民主監督和民主參與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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