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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光瑞
原四川省副省長李達昌，近日被四川省檢察院批準逮捕。據悉，李達昌涉嫌犯了濫用職權罪，任職期間曾違規挪用1億元專項財政撥款，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李達昌成為新年第一位案發落馬的前高官。(《每日經濟新聞》1月18日)
當日媒體還透露，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長、首都公路發展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畢玉璽涉案資金近億元，將在春節前被提起公訴。(《新京報》1月18日)
前一段媒體曾報道，原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伙同他人動用兩億多元公款到澳門賭博，共輸掉1億多元。
3個涉案巨額公款的案子，令人觸目驚心，也發人深省。李達昌早些年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碩士學位，曾在西南財大任教。1984年從政，一直干到副省長高位，且當了7年副省長。2003年，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李從副省長位子退了下來，回到西南財大當教授、博士生導師。按說，李達昌是位頗具學養的領導干部，但還是沒法抵御權力魔杖的誘惑，走上了犯罪道路。
這3個案子，所涉巨額公款的行為盡管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這些官員都有動用上億元公款的權力。否則，不至于給國家造成這么大的損失，他們也不至于犯下嚴重罪行。
國家官員動輒使公共資產損失百千萬元、上億元，這樣的案例在世界各國少見。一些富國官員手中管的錢雖然巨大，動用的權力卻極小，這一點恐怕他們是很羨慕中國官員的。筆者曾讀過一篇國內記者到外國考察的報道，那位記者被邀請參加某發達國家一座城市議會的周例會旁聽，他發現市長在會上向議員們匯報的9項工作中，有的僅涉及1000美元的開支，卻必須得到議會的審議；如果議會不批準，市長連花這1000美元的權力都沒有。這樣的官員就是再壞，想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所擁有的權力受到了有效平抑。
一些發達國家的官員，并非都來自“君子國”。恰恰相反，社會管理機制把這些人都看成俗人、無賴，因為他們擁有的方便，很容易誘使官員變為無賴。因此，這些官員的“君子”表現，與其說是自身道德定力的作用，不如說是客觀機制所迫。一次，某國政府官員接待我國一個40多位廳級官員組成的考察團，每天招待考察團的都是大眾西式自助餐，咱們的官員不少人是“酒精考驗的干部”，受不了這樣的“冷遇”，要求改善，對方官員卻說，這些待遇已被確定，接待費已打入個人信用卡，多開支就要個人掏腰包。
限制官員權力，是對官員的最大愛護。一些發達國家的官員“位高權輕”，能夠保持良好的做官行為，“犯個錯誤都不容易”，從而使官位更穩，保證更多的官員能有穩定收入，坦然過著體面的日子。保證更多的官員不“吃牢飯”、“丟差事”，不就是對官員的最大愛護嗎？
反觀上述幾位涉案巨額公款的高官落馬，雖說都同個人道德定力不強有關，但根本上，還是被他們手中擁有的無限膨脹的權力所害。如果社會機制能夠有效限制他們所擁有的巨大權力，他們的罪過或許不會這么大。有的地方搞反腐倡廉，總是把點子想到“小眼睛盯大眼睛”、“夫妻同上反貪課”之類活動上，其實這類活動，不可能有實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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