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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北京和南京的兩家媒體分別報道了兩個關于高校收費的消息。《中國青年報》的報道是，在正在召開的青海省政協九屆三次會議上，青海省政協委員王絢提交提案，并代表民盟青海省委做大會發言，指出西部貧困地區孩子上大學難、就業更難，呼吁高校收費不能再高了；同時還建議“建立收費聽證會制度，嚴格控制高校收費”。而《南京晨報》的報道則是，根據教育部的部署，從明年(即2006年)開始研究生收費將在高校、科研院所全面鋪開。報道沒有提到教育部將如何對研究生收費改革進行“研究論證”，更未提及是否進行收
費聽證。
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進行教育收費并軌以來，高校收費過高的反映和收費是否合理的質疑就沒有停止過，近幾年隨著收費的不斷提高，這種反映和質疑尤甚。盡管教育主管部門沒有正面承認群眾質疑的合理性，但此前教育部副部長關于“高校收費不能再提高了”的表態，也很“藝術”地向群眾靠攏了不少，間接承認了高校收費已經達到群眾的承受極限。
當前高校收費是高還是低，群眾的財富狀況最有發言權。確實，改革開放以來，有關部門的統計數字表明我國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大幅提高。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數字都是“人均”。另一組數字也許更能反映群眾的真實收入水平。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組獲得了全社會總收入的6.1%，最高的5%人群組獲得了總收入的近20%。而最新的社會發展的數據表明：北京市高低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1：1擴大到了2003年的4.7：1，(1月13日人民網)這標志著“貧富差距”在進一步拉大。這充分說明城鄉居民收入的提高實際上并沒有按“人均”遞增，而多半成就了“馬太效應”。
事實上，高校貧困生的數量也在逐年遞增，整體占在校生的10%左右，有的高校甚至達到了20%.
嚴酷的現實已經充分表明，目前實行的高校收費制度存在著極大的合理性疑問。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我們的高校收費制度和收費數額并不是在舉行公開聽證的基礎上提出的，而是有關政府部門依據所謂的人均收入增長幅度“編制”出來的。當然，我們也無法奢求10年前就執行高校收費聽證會，但這并不能否定重新進行收費聽證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因為無論是《價格法》還是《政府價格決策聽證暫行辦法》都明確規定，像高校收費這樣重大的政府價格決策都必須進行聽證，充分聽取各方意見。相關政府部門決不能認為因為當初沒有聽證，反正收費標準已經確定，現在就用不著聽證了，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講，以前的收費標準也需要按照正當程序重新確定它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因此，不僅即將實行的研究生收費需要進行聽證，而且對于正在執行的高校收費標準也應當進行聽證，認真聽取各方的意見，補上“聽證”這一課，讓它真正具備合法性和合理性，實現事實上的“大眾教育大眾收費”。
□李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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