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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版《紅樓夢》甫一問世，爭議之聲突起。這一回的漫畫版《紅樓夢》，為了讓金陵十二釵每人都有機會在封面上亮相，特地分為12冊。難怪出版者要自詡這套書是“國內(nèi)投資最大、改編篇幅最長的”《紅樓夢》了。
我還沒有看到這套書。現(xiàn)在看到的僅僅是媒體對它的炒作。炒作的焦點之一，就是林黛玉的“染發(fā)”。正襟危坐的紅學(xué)家，看到林妹妹忽然變成一位紫發(fā)飄飄的時髦女郎，說
匪夷所思都是輕的。不料有喜歡刨根問底的記者問我：你怎么看林黛玉“染發(fā)”？我只好就事論事地說：一方面，“林黛玉”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有權(quán)決定自己是否染發(fā)，染什么顏色什么樣子的發(fā)，這大約與誰都不相干。另一方面，我作為一個讀者，也有權(quán)決定自己喜歡不喜歡自己的閱讀對象是否染發(fā)，可以喜歡，也可以不喜歡。喜歡，可以多看幾眼；要是不喜歡，則大可不看。誰能逼著你24小時總是盯著你不想看的東西呢？何苦自作多情！
林黛玉“染發(fā)”并沒有自命為《紅樓夢》的標(biāo)準(zhǔn)模式，這是改編者聰明的地方。換句話說，染成紫發(fā)的林黛玉，不過是改編者心目之中的林黛玉罷了。1924年，梅蘭芳上演京劇《黛玉葬花》，演繹自己心中的林黛玉，使多少人一時如癡如醉。魯迅卻說：“我在先只讀過《紅樓夢》，沒有看見‘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時候，是萬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為她該是一副瘦削的癆病臉。”(《墳·論照相之類》)十年之后，魯迅又說：“譬如我們看《紅樓夢》，從文字上推見了林黛玉這一個人，但須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見，另外想一個，那么，恐怕會想到剪頭發(fā)，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別的什么模樣，我不能斷定。但試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紅樓夢圖詠》之類里面的畫像比一比罷，一定是截然兩樣的，那上面所畫的，是那時的讀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花邊文學(xué)·看書瑣記》)魯迅說出了自己心目中林黛玉的形象，大約是一個“剪頭發(fā)，穿印度綢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而他這里所說的“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紅樓夢圖詠》”，離現(xiàn)在已經(jīng)整整一個世紀。可見，一個時代，就會有一個時代“讀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從古裝仕女，到穿印度綢衫，再到染成紫發(fā)，林黛玉的形象隨著時代的變化，在讀者心中不斷發(fā)生變化。想不發(fā)生這種變化，只能是一廂情愿。
可是林黛玉“染發(fā)”卻絲毫并沒有減輕《紅樓夢》的閱讀難度。如果要讀原著，“年輕讀者的閱讀障礙”依然存在，因此可以說與“普及《紅樓夢》”或者“傳承《紅樓夢》”都毫不相干。今天的青年以為《紅樓夢》是文言，閱讀有困難。向前數(shù)一百年，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那時候的青年卻認為《紅樓夢》是白話。季羨林回憶吳雨僧，說吳宓先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證據(jù)之一，就是“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成的《紅樓夢》”。其實，自《紅樓夢》問世以來，覺得“難讀”的，又何止僅僅是今天的青年。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六號刊載了陳獨秀的《答錢玄同》，說“《紅樓夢》細細說那飲食衣服裝飾擺設(shè)，實在討厭”。這也是《紅樓夢》“難讀”的一個方面。可是《紅樓夢》畢竟是《紅樓夢》，“難讀”也是一種吸引力。人物、場景、詩詞不去說了，單是一些細節(jié)，就耐人尋味。比如第六十三回怡紅院群釵開夜宴，到底怎么排座次，這么一個小問題就困擾讀者多少年。這些問題的解決，只能靠讀者自己去讀原著，跟林黛玉的頭發(fā)如何，一點關(guān)系也沒有。
林黛玉“染發(fā)”其實只是出版者的一種手段，目的不過在于討好今天的讀者。出版物要好賣，與讀者的距離尤其是與青年讀者的距離，就不能很遠。今天的青年有人“哈韓”，有人“哈日”，女孩子則大多喜歡染發(fā)，所以，新版林黛玉命中注定就得染發(fā)，不染成花花綠綠的孔雀尾巴，已屬萬幸。這套書質(zhì)量究竟如何，關(guān)鍵要等看過全書之后，才能有比較可靠的結(jié)論。現(xiàn)在這樣才看見一點皮毛，嚴格地說才看見一點皮(書皮，即封面)，就彼此對陣“爭議強烈”，未免有些浮躁氣。而這種浮躁，只有出版商歡迎，卻是幫不上讀者多少忙的。
金陵客，江蘇省雜文學(xué)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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