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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思想之何三畏專欄
四川省綿陽市委書記黃學玖“駕車肇事致人死亡，而后找人頂包”的新聞已經在全國的媒體上傳開了——除了四川。到目前為止，四川媒體的受眾能看到最后一條與黃學玖有關的新聞是，2004年12月31日《綿陽日報》和《綿陽晚報》：“因工作需要，黃學玖同志不再擔任中共綿陽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在這條與“黃學玖同志”有關的重大消息中
，他不再擔任黨內職務的原因，是“因工作需要”。那么，如果一個市民只相信和接受這個最權威的主流消息，他就只能認為黃學玖同志現在可能在領導另外的工作或者在另外的地方為黨和人民工作。
可事實上，這樣“忠實”的受眾幾乎沒有。上述“大道消息”見諸主流媒體以后，幾乎立刻就被關于黃學玖“下臺”的“真正原因”的“小道消息”所覆蓋。不知道為什么，人們就是不信白紙黑字，而致力于傳播幕后新聞。要知道，這并不是市井小民的無知和無聊，在官場，甚至也有領導干部本身對官方媒體的報道不屑一顧，官方消息出來以后，綿陽的公務員和黨政領導干部中間傳播“幕后新聞”差不多就公開化了。我的家鄉不在綿陽，但我是從一個回老家休假的某縣級市的副書記的言談中偶爾聽到的。
傳言驚動了上海、北京、廣州的媒體，于是以“傳言”為藍本的報道流傳開來。但它不僅不能入侵當地媒體的不壞金身，甚至連網絡也能不為所動。中國新聞“遠攻近守”的傳奇本領實在令人叫絕。在寫作此文(元月16日)以前看到的情況是，這些報道在除了在“駕車肇事致人死亡，而后找人頂包”的基本事實以外，在其它基本要素如時間地點受害人及現場的描述上差異甚大。《南方周末》的調查應該是深入的，標題是《被車禍“撞”下馬的黃書記》，但另有報道說，即使不因為交通肇事，黃書記也要“下馬”；報道中引用了來自“交警三大隊”的“比較確切的消息”，但在另外的報道中，“交警三大隊”就是黃書記的“頂包案”的操辦方，如果是這樣，它向媒體“透露”的消息能“確切”到哪里去？
只能說這又是一場流言與新聞的抗爭，而流言已經得分。我們已經身處二十一世紀，我們還在面對“流言”比主流新聞還有力量的困境。據說上帝準備拋棄誰，就先不讓這些人們知道他們需要知道的消息。這么說，聽不到與自己有關的消息的人們是最不幸的了。所以，人們本能地被這些“奔流言而去”的報道俘虜，而這些媒體多少都應該受到尊敬。
當然，應該想到，不久以后，有關方面會有一個“正式說法”拋給媒體的；無論“正式說法”的內容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與這些報道中的大部分都不會一樣，甚至基本事實也不一樣。到那時，有關方面批評媒體“捕風捉影”的態度只能是理直氣壯義正詞嚴的。并且，理論上，完全有可能在“正式說法”里，交通肇事“不真實”，黃學玖同志“仍然是一個好同志”，那么，這對媒體就更不是好消息了。然而，同樣可以肯定的是，絕對沒有人追究一下，當時媒體的采訪為什么那樣艱難，有關方面為何不防止各地媒體“捕風捉影”而主動面對媒體。
以今天的政治觀念，不難想到，面對圍繞黃學玖書記這樣與主流渠道發布的消息大相徑庭的“流言”，主動給公眾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乃是現代政府絕對的責任和義務，而以“因工作原因”一言以蔽之，則絕對是不負責任和藐視公眾權利。什么時候，有關方面才能有這樣的觀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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