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數(shù)高壓線各國不同 貧富鴻溝需理性對待

　　作者：粱美娜�牼庉嫞簵罾�

　　基尼系數(shù)“高壓線”各國不同 貧富“鴻溝”需理性對待(主標題)

　　編者按 當我們觀察中國經濟時，兩條曲線總是格外引人注目。一條是不斷下降的恩格爾系數(shù)，它表明食品支出在富裕起來的中國家庭的總支出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小；另一條則 是一直呈上升趨勢的基尼系數(shù)，它每一次細微的上揚都會讓人愁眉不展，因為那意味著13億中國人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近日，北京市統(tǒng)計局的一個報告顯示，北京高低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1：1擴大到2003年的4.7：1，這再次引起了我們對收入差距問題的關注：中國的基尼系數(shù)已經接近警戒線了嗎？

　　嘉賓：

　　蘇海南(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

　　“比如在北歐的一些國家，基尼系數(shù)在0.3以上，表明差距就已經偏大了；而在美國，他們認為0.4就意味著差距偏大，事實上美國在0.47以上；而在巴西、阿根廷一些拉美國家，有的甚至已經達到0.5、0.6 以上。”

　　趙人偉(原中國社科院經濟學研究所所長)：

　　“在較長時期內，我們在城鄉(xiāng)之間實行的是“抽瘦補肥”，在經濟學上叫做“逆向再分配”。這種現(xiàn)象已經引起全國上下的高度重視。”

　　岳希明(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社會問題的影響可能不在于收入不平等本身，更在于不平等形成的原因。”

　　主持人：本報記者粱美娜

　　使用基尼系數(shù)要注意國情差別(小標題)

　　記者：最近北京市統(tǒng)計局以北京居民為樣本，對北京市的收入分配狀況進行了抽樣調查，但沒有采用國際通行的基尼系數(shù)的方法，你如何估算目前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特別是城鄉(xiāng)之間的收入差距？

　　岳希明：抽樣調查一般是把收入者按收入的多少進行分組，在此基礎之上，通過某一組的平均收入對另一組的比率(通常是收入最高組和收入最底組的比較)來考察收入差距、界定貧富差距，由于簡單、形象，所以比較容易被人接受，但它往往忽視了中間的一部分群體。基尼系數(shù)在某種程度上更能準確地反映真實情況。

　　趙人偉：衡量收入差距的方法很多，但目前國際上比較通行的是用基尼系數(shù)的方法。基尼系數(shù)是在勞倫斯曲線基礎上計算出來的。當基尼系數(shù)的數(shù)值為零時，表示絕對平等；當基尼系數(shù)的數(shù)值為1時，表示絕對不平等。國際上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若基尼系數(shù)處于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去年3月份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02年全國的基尼系數(shù)達到0.454，城鎮(zhèn)內部的基尼系數(shù)為0.319，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shù)為0.366。

　　記者：國內外的統(tǒng)計表明，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shù)已經接近或超過國際警戒線。用基尼系數(shù)來衡量中國的收入差距時，是否要結合中國的國情？對此，經濟學界曾有一種觀點：因為中國存在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因此國際上通行的用基尼系數(shù)衡量收入差距的方法，并不適用于中國，你對這個問題有何看法？

　　蘇海南：世界上的許多發(fā)達國家習慣用基尼系數(shù)來判斷國民收入的差距，但這種判斷嚴格來說，實際上并不是一刀切的。比如在北歐的一些國家，基尼系數(shù)在0.3以上，表明差距就已經偏大了；而在美國，他們認為0.4就意味著差距偏大，事實上美國在0.47以上；而在巴西、阿根廷一些拉美國家，有的甚至已經達到0.5、0.6 以上。因此，各個國家有不同的判斷社會收入不公的一個界線。所以，用基尼系數(shù)來判斷居民收入狀況，作為一種計量方法，是完全可以用的。但應充分考慮每個國家的實際情況。我的態(tài)度是：第一，我們可以用基尼系數(shù)來計算。第二，不能簡單的套用國際一些發(fā)達國家0.4的警戒線。簡單的套用可能會對我們正確客觀的分析我們國家的居民收入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誤導，畢竟基尼系數(shù)在世界上并沒有一個 “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

　　趙人偉：對于中國全國的基尼系數(shù)，各種調查有不同的結果。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shù)據(jù)為0.4上下；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數(shù)據(jù)是0.454；南開大學的研究成果是已經超過0.5。在國際上，巴西和南非的基尼系數(shù)已達到0.59。不過，用基尼系數(shù)來衡量一個國家的收入狀況不能一刀切。中國是一個城鄉(xiāng)差別和地區(qū)差別都很大的國家，即社會的均質性很低的國家。這樣的國家，應該容許其基尼系數(shù)比其他的國家高一些。當然，究竟根據(jù)中國的實際情況，基尼系數(shù)超過多少算是超過了警戒線，目前還沒有一個權威的說法。至于在二元經濟結構的情況下是否可以用基尼系數(shù)來衡量全國收入分配的狀況，我認為是可以的。在我看來，既應該計算全國的基尼系數(shù)，又應該分別計算城市和農村的基尼系數(shù)，因為這三個基尼系數(shù)分別說明不同的問題。

　　什么導致富人更富、窮人更窮？(小標題)

　　記者：不管愿不愿意，貧富差距都是一種真實的存在，您認為造成中國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原因主要是什么？怎樣看待收入差距的擴大？

　　蘇海南：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民經濟的發(fā)展，一些人通過合法經營先富了起來，收入差距一直呈拉大的趨勢。這應該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有相當?shù)暮侠硇院捅厝恍裕�因為以前的收入太平均，這種狀況嚴重束縛人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正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急劇拉大；另一方面，的確也存在因政策法規(guī)的不健全、不完善，再加上社會主義市場市場經濟處于轉軌的特殊時期，出現(xiàn)了一些管理上、政策上的問題，導致了收入的進一步拉大。

　　趙人偉：我曾經分析過影響我國轉型期收入分配變化的四個因素，包括發(fā)展因素、改革因素、政策因素和外部因素。我認為應該分為三個層次來看待收入差距的擴大：第一個層次，是改革的成果。打破平均分配吃大鍋飯的局面，使那些對社會做出較大貢獻的人收入有了較多的提高，這當然應該算是改革的成果。第二個層次，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有人利用價格雙軌制進行尋租活動獲得了一些不正當?shù)睦�益，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為改革的復雜性而付出的代價。第三個層次，是可以避免的代價。例如20世紀90年代有人通過權錢交易，特別是尋租活動獲得了許多暴利，在房地產開發(fā)中，這種活動尤為顯著。應該說，這種狀況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岳希明：全國收入差距的擴大并不是表現(xiàn)為低收入人群收入狀況的惡化，而是表現(xiàn)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長。特別是一些行業(yè)的迅猛發(fā)展也造就了一些高收入群體的增加，而城市近幾年大量的下崗失業(yè)現(xiàn)象也產生了大量的低收入人群。

　　建立和諧社會不能忽視“兩極分化”(小標題)

　　記者：中國歷來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維定勢，當收入不公和腐敗孳生成為一種普遍現(xiàn)象的時候，其對社會穩(wěn)定的殺傷力隨時可能噴發(fā)出來。貧富差距的加大是否會給社會和經濟帶來一些不穩(wěn)定因素？

　　岳希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對社會問題的影響可能不在于收入不平等本身，更在于不平等形成的原因。建國以來，盡管人們經歷了長時間的平均主義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對改革開放之后由于能力差別所產生的收入差距，絕大多數(shù)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們的社會存在著太多的不正常的收入分配現(xiàn)象，或者說影響收入分配的要素。例如，城鄉(xiāng)之間存在的一些政策性的不均衡因素以及貪污腐敗等丑惡現(xiàn)象等。

　　記者：貧富懸殊是一些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西方國家政府也都會有一系列經濟、法律的手段進行干預,其中稅收調節(jié)的作用不容忽視。對于目前中國的現(xiàn)狀究竟該加大哪方面的力度？如何看待“殺富濟貧”的問題？

　　蘇海南：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早就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所以，十六大明確提出了“使城鄉(xiāng)之間、地區(qū)之間、公眾之間的差距過大的趨勢逐步得到扭轉”的目標。目標盡管已經提出來了，但是要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性的轉變卻很難。我們可以想方設法緩解、減慢收入拉大的趨勢，再慢慢的縮小差距。關鍵還得靠經濟的可持續(xù)、協(xié)調的發(fā)展，在發(fā)展的過程中更多地關注社會的公平發(fā)展：著力保證和適當?shù)奶岣叩褪杖肴后w的收入，依法調節(jié)過高收入人群，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當然這還得靠一系列政策法規(guī)的保障。

　　趙人偉：真正的要解決問題，還要把經濟改革進行到底，同時也要深化政治改革。減少權錢交易導致的貧富差距加大的現(xiàn)象。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市場管收入的初次分配，政府管收入的再次分配。政府的再分配，主要依托兩個手段：一個是稅收，一個是轉移支付。通過稅收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拿過來，然后通過轉移支付補貼給一部分窮人。但目前政府的作用還不夠大，今后政府應發(fā)揮再分配的功能，通過政府的行為，來縮小貧富差距。通俗地講，就是“抽肥補瘦”。而要做好“抽肥補瘦”，就要防止和反對“抽瘦補肥”。在較長時期內，我們在城鄉(xiāng)之間實行的是“抽瘦補肥”，在經濟學上叫做“逆向再分配”。這種現(xiàn)象已經引起全國上下的高度重視，但是，要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則還需要一個過程。

　　岳希明：主要是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措施要到位。至于稅收調節(jié)也需要一個最佳的平衡的點，并不是稅收越高越好，也不是說最低越好，這個平衡點應該保證富人更努力的工作，對于補償措施的應用也應該有一個平衡點，從經濟學方面來說也應有一個最佳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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