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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鐵道部門未經聽證即發布春運漲價的行政指令，令社會人士大為不解。鐵道部門對此的解釋是，2002年由國家發改委舉行的那次聽證會不是簡單的針對春運票價上浮進行的聽證，當時這個聽證會就是要建立對部分旅客列車實行政府指導價這么一種旅客票價的機制……所以不存在每一年春運要專門進行一次價格聽證會的方法。
中國的社會、經濟每天都在飛速發展，也許在2002年的社會經濟環境背景下，鐵路
春運漲價和漲價的幅度是合理的。但現在已經進入了2005年，社會經濟發展形勢都有了一個大的變化，如此情況下，我們能說，鐵路春運仍需要漲價，而且像以前一樣漲價嗎？
鐵道部門的如此做法和解釋是否符合法理，顯然值得商榷———因為，鐵道部門通過一次“聽證會”否定了更多次“聽證會”舉辦的必要性，如此做法缺乏足夠的法律支持。
聽證作為行為民主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所明確規定的內容。《綱要》明確要求，政府部門對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行政行為決策，應當實行聽證。國務院《綱要》作為一個規范性法律文件，對國務院所屬的各部門無疑具有約束力。依據《綱要》，聽證是行政機關的法定義務，而非行政機關的權力。
行政法上的義務一個重要特點是義務人(即行政機關)無權自行決定免除自己的義務，即使相對人同意免除也不得免除。原因在于行政法上的義務通常不允許當事人自行約束變更和解除。行政法定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對基本原則的違反，法理上視為違法。
其次，聽證作為公民參政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公民參與國家民主管理的基本政治權利的落實。行政機關單方面通過“聽證會”的形式，剝奪公民的聽證權利，涉嫌侵犯公民的政治權利。我國憲法第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聽證會”其實正是公民對國家機關提出批評和建議這一憲法權利的具體落實之一。數十年來，由于沒有具體的制度落實，公民的這一重要參政、議政權利不少時候被虛置了。隨著“依法治國”的入憲和基本人權保障的入憲，公民的這一重要參政議政權利越來越得到重視，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趨勢，是切合時代潮流和人民政治意愿之舉。而鐵道部門僅僅以一次“一勞永逸”的聽證會，否定了重大決策產生前進行聽證的必要性，這在法理上涉嫌侵犯公民批評和建議政府的權利。
再次，從程序法理上而言，聽證是公民參與國家行政決策的重要程序權利。行政程序不僅約束行政相對人、公民、法人等，也約束行政部門。為了防止行政部門(也包括司法部門)通過解釋的方法，限制、剝奪公民的程序權利，法理上，有關程序的事項屬于國家立法保留的事項，即何等事項需要進行聽證、聽證程序如何進行，都是國家立法機關(如全國人大)的權力。即使全國人大目前沒有出臺行政程序法，但法理上，行政機關不得自行制定行政程序法。
鐵道部不能將“聽證會”變成“立法會”，以“聽證”的形式，為社會立法，為將來立法，為行政聽證程序立法，更不能通過“聽證會”來取消“聽證會”。如果鐵道部門此舉被認定為合理、合法，將來更多的政府部門都可能進行仿效，行政聽證程序勢必將有名存實亡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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