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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一冰
前些時候，厲以寧教授提出“靠實行高稅率把富人降為中產者很不足取，必須堅決摒棄”，這個論點令人無法接受，自然成為大眾口誅筆伐的焦點。最近，國稅總局副局長表示：當前，弱勢群體的稅收還是比較高。(1月10日《第一財經日報》)收稅人說話了，厲教授的觀點也就不攻自破。
隨著經濟發展，社會已經出現了分層：一個是轉軌經濟過程中的既得利益群體，一個是處于相對弱勢的大眾群體。然而，由于資本及影響力的差異，占據媒體并發出聲音的卻主要是前一個群體。因此，在財政、稅收政策必須為扶助弱勢群體、共建和諧社會提供更多幫助的時刻，政府代表的應該是暫時處于相對弱勢的廣大民眾的利益。
事實上，政府部門已經在思考相關問題。國稅總局認可弱勢群體負擔比較高這個結論，對即將進行的稅制改革無疑是具有參考價值的。同時，我們還必須就“收稅”與“用稅”方面進行更多的比較與思考，使得政府為大眾服務的政策方向不再受干擾。
近年來，我國稅收增長幅度大大高于同期GDP增長，稅收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10.18%，增長至2004年的19%，而且還有不斷上升的趨勢。與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采取的所得稅制度不同，我國由流轉環節產品和服務所產生的稅收(簡稱流轉稅或銷售稅)在整個稅收中占有絕對高的份額(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占整個稅收近70%比重)。流轉稅稅制特點是采取比例稅率，高收入納稅人與低收入納稅人繳納相同比例的稅收，而且基本上會向最終消費者轉嫁稅收負擔，對貧富差異的調節能力非常有限。
政府參與再分配最重要的稅收手段是個人收入所得稅，由于采用累進稅率，體現為高收入納稅人交納的稅收在收入中的比例高于低收入納稅人的稅收。個人所得稅占美國聯邦政府1999年度收入的比重是48%(資料：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格里高里、曼昆著《經濟學原理》第十二章圖表)。而我國個人所得稅占國家稅收總收入的比重雖然已從1994年的1.4%增長到2003年的6.5%，并成為中國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但這個比重要發揮的調節能力顯然不足。而國稅總局副局長指出弱勢群體的個稅負擔比較高這一事實，正說明我們的個人所得稅確實還未能起到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
與“收稅”相對應，我們還應該進一步關心“用稅”，即國家財政能否向弱勢群體實行轉移支付。美國聯邦政府1999年度的支出中社會保障占23%、收入保障占14%、醫療保健占20%(資料來源同上)。我國財政支出中類似的項目正在不斷上升，但比重仍然還比較低。因此，綜合“收稅”與“用稅”兩個方面，我們的財政收支對弱勢群體的關心還是遠遠不夠的。為此，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促進“五個統籌”發展的有效機制、加強薄弱環節做好“五個重視”的要求，為財稅工作注重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努力構建和諧社會指明了方向，也反映了廣大民眾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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