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聽證應走出逢聽必漲誤區 改過走樣聽證會

　　走樣的聽證會不利于聽證制度健康發展

　　記者：價格決策聽證制度設計的初衷是什么？我國是何時開始實行此項制度的？

　　周漢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憲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聽證是國家機關在作出影響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決定之前，給各利害關系方提供向國家機關發表意見、提供

　　證據，對特定事項進行質證、辯駁的法律制度，是公民廣泛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重要途徑。價格決策聽證是行政聽證的一種。在世界范圍內，這一制度是二戰結束后隨著公民知情權、參與權的確立而發展形成的。

　　莫于川(中國人民大學憲政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我國真正意義上的價格決策聽證出現在1998年《價格法》施行之后。2002年12月，原國家發展計劃委發布《政府價格決策聽證辦法》(下稱《聽證辦法》)，規定政府制定或調整“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和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時，應該舉行價格聽證會。

　　記者：價格決策聽證有何積極社會功能？

　　莫于川：價格決策聽證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平衡公共產品、公益項目、公用事業的經營與消費中的效率與公平價值，有助于實現社會不公的最小化與社會效率的最大化，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推動經濟民主、行政民主和社會民主的具體方式之一。

　　周漢華：價格決策聽證直接關系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通過聽證可以提高政府價格決策的科學性和透明度，還可以緩解政府與公眾間潛在的矛盾，促進社會協調發展。

　　記者：您對目前價格決策聽證的實施情況如何評價？

　　莫于川：《聽證辦法》出臺以來，全國各地已舉行過數千次各類價格聽證會。這是近年來我國政治文明建設領域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存在的問題。目前一些地方的價格決策聽證會開成“走過場”的座談會。“逢聽必漲”成為普遍現象。

　　周漢華：走樣的價格聽證會不利于聽證制度的健康發展，會受到公眾冷落。2004年7月，南方某市舉行管道煤氣價格調整聽證會時，想征集市民聽證代表20人，但征集期內只有3名市民報名，旁聽代表則無人報名。

　　現行價格決策聽證應正視多方面問題

　　記者：價格問題涉及經營者和消費者利益，為什么現在只看到經營者或管理者發起的價格聽證，而沒有消費者發起的？

　　周漢華：這種現狀應當盡快改變。《聽證辦法》規定，消費者或者社會團體可以委托消費者組織向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提出聽證申請。但時至今日，有關具體辦法尚未出臺。我們看到的，幾乎全是要求漲價的申請人，而沒有要求降價的消費者或社會團體申請人。2002年4月，成都市消費者羅某委托四川省消費者委員會向物價部門申請舉行降低機場停車費的聽證。這是近年來唯一可檢索到的消費者提出聽證的消息，但最后沒能舉行。

　　記者：聽證會的消費者代表應該如何產生？具備哪些素質的人可以擔任？

　　周漢華：目前價格主管部門組織聽證時，選擇消費者代表的方式過于簡單：一般是給政府辦公室發函，要求從所在地選一名代表，最后往往落到某個街道辦事處干部頭上；只要求該人選“具有一定的表達能力”、“熱心公益事業”、“能遵守聽證會各項紀律和注意事項”。產生的代表無法代表不同的消費者利益群體，其辯論能力和專業維權能力參差不齊。

　　莫于川：我認為，聽證代表應更多地由社會團體選派而非由政府主管部門圈定。聽證會代表首先應與聽證事項有足夠緊密的利害關系，消費者代表應占多數；其次應有充分的代表性，能代表不同階層、年齡、行業的人群；最后還要有相應的履職能力。吸收部分專家學者參加聽證是必要的，但比例不宜過高，否則就變成專家論證會了。

　　記者：《聽證辦法》規定聽證主持人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有關負責人擔任，這是否合適？

　　周漢華：這種做法違背了行政聽證必須遵循的“職能分離原則”。我國公共單位經營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大都牽涉到政府的投資、補貼或收益，有的甚至本身就是政企不分的政府機關或事業單位，同處政府序列的價格主管部門要成為中立的主持者比較困難。

　　記者：2003年，一些城市的有線電視費上漲，當地價格主管部門以有線電視費沒有列入其制定的《價格聽證目錄》為由未組織價格聽證。到底哪些內容應列入價格聽證？聽證會上應討論些什么內容呢？

　　莫于川：按照規定，凡列入《價格聽證目錄》的價格決策必須聽證。聽證目錄以外的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其他商品和服務價格，也可以實行聽證。

　　周漢華：從聽證會內容上說，《聽證辦法》規定，聽證要“對制定價格的必要性、可行性進行論證”，但現在許多地方組織聽證時不讓討論“該不該漲”，只討論“漲多少”。

　　記者：《聽證辦法》規定，申請人必須提供“建議制定價格的依據和理由、建議制定的價格對相關行業及消費者的影響、申請企業近三年經營狀況、財務決算報表”等材料，怎樣才能保證聽證材料真實并易于讓代表查證？

　　周漢華：這些材料和報表往往專業性較強，一般代表難以判斷其虛實真偽，需要借助專業評鑒機構的力量。《聽證辦法》在這方面缺乏強制性規定。許多聽證申請單位提供的財務報告只蓋自己的公章，難保真實，也不易查證。

　　莫于川：申請人所提供材料的真實性是價格決策聽證取得符合實際最終結果的基礎，對其預先加以審核是完全必要的。

　　記者：聽證會代表的意見該如何具體體現在政府決策中，如何保證其不被擱在一邊？

　　莫于川：我們不可能要求政府的價格部門完全按照聽證意見做出決策，但也絕不能使價格聽證流于形式。一個折衷的辦法是：要求價格部門公布聽證記錄，以借助輿論力量對價格決策形成制約，同時要求價格部門在其決定中對記錄的內容及采納情況加以說明。

　　記者：對聽證會過程不合法或價格決策不當的情況有何救濟途徑？

　　周漢華：《聽證辦法》規定，聽證會代表對聽證紀要有疑義的，只能“向聽證主持人或者上級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反映”。而如果“聽證主持人違反規定程序、弄虛作假、徇私舞弊”，則“由同級人民政府或上級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宣布聽證無效，并建議有關機關追究其行政責任”。這些規定在實踐中顯得過于籠統，可操作性和強制性都較差。

　　莫于川：最有效的救濟莫過于行政訴訟。但依據我國現行的行政訴訟法律，類似價格決策這樣的行政行為屬“抽象行政行為”，不能對其提起行政訴訟。

　　完善價格決策聽證制可以從條件成熟的方面著手

　　記者：在聽證制度之外，您認為還有哪些因素可能影響聽證效果？

　　莫于川：價格決策聽證制度的完善還有賴于其他方面的改革創新，比如：部分仍在政府序列內的公共單位徹底實現政企分開，部分事業單位性質的公共單位的深化改革，部分長期壟斷經營企業的格局發生改變，等等。

　　記者：完善價格決策聽證制度，您認為現階段可以著手做的有哪些方面？

　　周漢華：我想有四件事情現在就可以著手：一是構建一套更高價位、更加完備的聽證法律法規體系；二是改變半官方的中國消費者協會“一統天下”的局面，培育各種消費者群體利益的代言組織，逐步改變目前價格決策聽證時消費者代表代表性弱的局面；三是可嘗試在各級政府部門或者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立相對獨立的部門或聽證委員會，專門負責主持包括價格聽證在內的各類行政聽證；四是應強制規定聽證申請人提供主要聽證材料，尤其是財務報表，必須經過專業評審鑒定機構的評鑒。

　　莫于川：可以考慮通過推動我國《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使包括價格聽證在內的聽證行為得到更有效規范，同時落實違反聽證程序的法律責任；通過修改我國《行政訴訟法》與《行政復議法》，將價格決策聽證納入受案范圍，實現對相關公民權利的救濟；通過推動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制定，進一步增強價格決策聽證過程的透明度。記者　傅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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