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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國企問題，不能僅僅以貌似合理的效率至上理論來簡單處理，否則不公正的過程將可能在未來釀成反復甚至開倒車的嚴重后果。
近日，國資委在對181家中央企業的財務審計報告進行突擊檢查后發現，有120家企業有相當部分的財務狀況沒有進入財務審計報告；有30家企業的財務審計不全面或不深入；有13家企業的財務審計報告結論與事實相反；還有13家企業的財務審計報告存在技術問題。
同期，國資委對181家中央企業進行清產核資時發現，有40家企業總資產損失超過10%，40家企業的總資產損失超過20%。這些企業既沒有達到做強，也沒有達到做大的目標。
是次規模空前的審計和清產核資行動表明了國資委改善央企治理的決心，也應該是未來國企改革的風向標。
央企為何要做假賬？其實，這一問題與此前探討的國資流失問題屬于一個硬幣的兩面。其實質都在于公司管理者企圖或者已經對企業實行了“內部人控制”，欲欺騙股東或盜竊股東財產，以掌柜之名行東家之實。
國企被內部人控制的危害有史可鑒。俄羅斯在1990年代進行激進的市場化變革時，已經對國企實施了控制的掌柜們立刻開始了群魔亂舞。改革前期向所有工人公平地發放的認股權證，但這并沒能阻止掌柜們成為東家的步伐。他們通過威脅開除工人、扣發或緩發工資、用工廠的錢購買緊缺生活物資作交換等欺詐方式，強行奪取了工人的認股權證，破壞了前期的公平改革。
在我國的國企改制實踐中，也將內部人控制的問題和危害暴露了出來。所以，國資委加強央企治理若將著眼點明確為打破內部人控制，就能順利抓住牛鼻子。
然而，由此并不能僅僅得出所有者要歸位的簡單結論。否則又將陷入到手段與目的互為因果的邏輯悖論之中去。正如討論國資流失問題時一樣，所有者歸位是實現改制公正的一個充分條件，但其也是改制的終極目標之一。在改制開始時就妄求所有者歸位無疑是緣木求魚。
這種困境的產生就在于我們現在處于國企改制尚未完成的過渡期中，市場的逐步發育與計劃手段的逐步退出都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但不能否認的是，以當前的市場發育程度和法治環境來看，市場還遠不能替代計劃的全部職能，計劃和市場手段必須共存。此時激進地強調市場調節，只會讓那些有司馬昭之心的掌柜們漁翁得利。
一種很危險的心態是，一方面希望繼續以“計劃”維護壟斷，獲得銀行融資和股市融資的特權，同時又希望受到沒有計劃監管，在市場上胡作非為的特權。毫無疑問，有針對性的計劃監管手段不應該被一棒子打死，成為貶義詞。
因此，國企改制時的計劃與市場手段之爭事實上是離題萬里的假問題。對于有著廣泛社會影響的國企改制和國企治理來說，將社會公正作為起點和改制的思路無疑更具現實意義。對國企問題，不能僅僅以貌似合理的效率至上理論來簡單處理，否則不公正的過程將可能在未來釀成反復甚至開倒車的嚴重后果。
從這樣的視角出發，就能更客觀地對國資委一年多來采取的各種政策進行評判。對于國資管理部門來說，核心問題就是兩個，一個是國資交易監管，另一個就是改善國企治理。國資委在這兩個方面都在加強工作，在第二個方面尤為有成效。
要加強央企的治理，一是要管人，二是要管錢。從管人的角度來說，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趙新先等老同志的退休以及幾大電信公司的領導輪換。后者曾遭遇了海內外的批評，但如果摒棄純市場經濟的思維定式，實事求是地來看，內部人控制其實是國有股東與海外投資者共同的最大敵人。中國政府幫助海外投資者完成了預防工作，投資者應該額首相慶才是。
從管錢的角度來看，一方面要加強審計，另一方面要加強預算管理。從現有的消息來看，國資委在這一方面的思路已經很明確了。
當下，最重要的事情看來并不是防計劃，而是要防“市場”。因為在央企紛紛登陸資本市場，國有銀行也進行改制重組，國門也打開之后，純計劃的干預甚至計劃的復辟都幾乎不可能了。反而是純市場很可能變成不公正的“偽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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