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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潤讓中國人空前關注富豪。但是，如果有人要在中國做一個富豪慈善排行榜的話，估計大部分在其中找不到。”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張占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社會發展需要越來越多的富豪慈善家。
據他介紹，通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被稱為第一次分配；通過政府調節而進行的收入分配被稱為第二次分配；個人出于自愿，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
部分捐贈出去，被稱為第三次收入分配。
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之后，社會協調與發展方面依舊會留有空白。不管留下的空白是大還是小，都意味著在社會協調發展方面還有一些工作去做。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們自覺自愿的一種捐贈，它所發揮的作用，是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無法比擬的。
張占彬表示，媒體對于富人奢侈生活以及“問題富豪”的報道，引起了關于“仇富”心理的大討論。但是，在成熟的社會，富人在致富的同時拿出一部分錢回報社會，不但加強了整個社會的道德建構，而且有利于消除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
“市場經濟只有建立在健全的道德基礎上，或者說建立在財富倫理與市場倫理的基礎上，才如同建立在磐石之上。否則，我們不知道，哪一天誠信的大廈會倒塌；我們也不知道，哪一天‘仇富’的心理，會演變成另一場暴民政治；我們同樣不知道，市場經濟的秩序會不會遭到破壞，從而出現舊體制復歸。”
張占彬教授說，社會呼吁更多的富豪慈善家向善，是因為中國富豪以往在慈善事業方面表現欠佳。
但張占彬強調說，不可忽視的是，許多富豪不愿意從事社會慈善事業，與目前體制上的種種限制有很大關系。
此外，與目前中國企業所處的發展階段也有關。張占彬說，中國企業剛剛結束自己的原始積累，在這之前，許多企業家最關心的是怎樣增加自己的財富，怎樣讓企業能夠更好地發展，沒有太多的精力去顧及慈善事業。
張教授還分析說，從稅收方面來看，由于西方國家的遺產稅數額非常高，比如美國就達到了50%，所以很多美國富豪都愿意把自己的財產拿出來用作公益事業。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說，捐贈體現了一個國家的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義務，捐贈的多少和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有關系，也和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密切相關。他認為，經濟實力決定了捐贈的多少，無論是國家還是居民，都是根據“量入為出”的經濟條件決定捐贈多少。
針對中國富豪的捐贈，夏學鑾說，這體現了富豪人格的升華，也是國家把捐贈制度化以來的趨勢。根據有關法律，捐款可免稅收。對一些富豪來說，在納稅和捐款之間，捐款可能更好，因為“捐款還可以有一個慈善家的名義，體現了社會責任意識，能得到別人尊重”。
新加坡《聯合早報》11日發表著名國際政治學者鄭永年題為《海嘯沖刷國際政治格局》的文章，認為中國在此次南亞和東南亞海嘯救災活動中態度積極，行為適度，符合一個發展中國家及一個正在迅速發展的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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