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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
徐友漁先生昨日在《南方都市報》發表題為《規矩碰到名人還算不算數》一文，譴責大學不顧學術規范，聘用周星馳、金庸等名人當教授，破格錄取劉翔當博士等事。關于劉翔一事，他特別提道：“一位身在美國的學者評論，關鍵不是運動員是否可以通過另類標準上大學，而是怎么用一個更有建設性的方式，把這些人整合在大學的體系中。話說得洋腔十
足，意思卻很簡單，那就是現行標準對某些特殊人物不適用。當然，除了運動員外，大款們、官員們、明星們也想避開現行標準，‘整合’到大學里去。”
此話實際上指的是我和他在《新京報》上進行的一場未能完成的辯論。筆者不僅有必要澄清自己的觀點，而且需要指出徐先生是如何誤解了大學教育。
聘用周星馳、金庸等當大學教授，純粹是只有中國才有的學術笑話，筆者從來都反對。在美國，總統想拿個名校的榮譽博士，常常也不能如愿。社會名流并非不能到大學教書，但最多是個臨時教職。剛剛去世的桑塔格，被許多人公認為是美國知識分子的“化身”，而且曾經在哈佛大學讀博士，又游學法國多年。但是，因為沒有拿到博士學位，只能在幾個大學臨時代課，日子頗為清寒，即使普通大學也沒有給她終身教職。當然，我不是說她完全不可能在大學拿到終身教職，而只是想指出，沒有博士學位，即使是桑塔格這樣的人，在大學也很難混。
為什么會如此？因為大學必須有自己的獨立學術標準。美國學術界有句話，大意是說：如果你的書老是被《紐約時報》評論，不被學術刊物評論，學術界就難以把你當真。這并不是因為《紐約時報》沒有水平，而是學術的標準和媒體的標準不一樣。
即使是在大家都覆蓋的人文社科領域，學術界只有堅持自己的標準，才能對社會作出和媒體不同的貢獻。所以，大學教授，特別是名牌大學的教授，首先是學術領袖或合格的專家，而不是媒體明星。老實說，在美國這么多年，常常看到媒體、政界的人士比學術界人士聰明得多，學問也不少，但這些人還是被排除在大學之外。
但學生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事實上，培養學術人才只是大學很有限的使命之一。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使命是為社會各階層培養人才，并不局限在學術方面。比如，筆者最近反復寫文章提倡體育的教育化。首先，大學必須把體育作為教育的一部分，讓學生通過體育學習人生和社會的“游戲規則”。其次，體育關系國民健康，直接影響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中國必須有一套全民體育計劃，降低醫療費用，延長公民的工作年齡，以迎接未來老齡化社會的挑戰。在這個方面，中國需要有一些既有體育才能又有相當的知識水平的體育明星來號召。劉翔能否充當此任，現在當然不好說，但畢竟他有此潛力。中國的教育制度，需要把各行各業的未來領袖人物整合到大學教育中去。
徐友漁先生所說的規矩，本質上和科舉并無不同，那就是考試。這套方法，完全無法適應一個復雜的市場社會的需要。他說我“話說得洋腔十足”，我并不驚奇，因為我確實看到了美國的經驗，人家的大學教育確實比我們先進。美國大學錄取，特別是“常青藤”的錄取，競爭非常激烈，但人家并非僅僅看成績，還看學生的其他特長、生長環境、家庭、種族等等。這樣錄取方法才能多元化，才能服務于社會的多元化要求。畢竟，大學是為社會各個領域培養人才，不是為大學本身培養人才。這才是大學最根本的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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