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格林斯潘2006退 魯賓最適接任美聯儲主席

　　□ 王 飛

　　再過一年，格林斯潘將從美聯儲主席的位子上退下來，過他“采菊東籬下”的悠閑日子去了。誰能接替美聯儲主席一職呢？從能力和經歷來看，鮑勃.魯賓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到2006年1月，格林斯潘將不再是美聯儲委員會委員，這也就意味著他作為主席的漫長生涯的結束。誰是下一個格林斯潘呢？美國《財富》雜志上的一篇文章認為可能是目前布什的主要經濟政策顧問馬丁.費爾德斯坦。作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主席和在里根時代就揚名立萬的政府經濟學家，供應學派的領導人物費爾德斯坦確實有相當的實力。但作者Anna. Bernasek最后還提出了幾個競爭者：如約翰.泰勒，現任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由于他曾在格林斯潘的咨詢公司干過，格林斯潘也許會全力薦他入選。

　　Bernasek又很猶豫地說道：“目前尚不清楚花旗集團的另一位知名人士鮑勃.魯賓會不會出任該職”。

　　如果美聯儲主席能選舉的話，魯賓應該會戰勝費爾德斯坦。

　　魯賓在華爾街最優秀的投行之一高盛干了26年，并在1987年與斯蒂夫一起被任命為公司的CEO，成績斐然，有口皆碑。值得注意是，他在私人公司時，其為人謹慎、滴水不漏的行事作風就很為人所稱道。對沖基金經理和The Street.com的創始人克拉默在《一個華爾街癮君子的自白》中顯得憤世嫉俗，只對極個別的華爾街人士有好評，其中一個是后來當上紐約市長的彭博，另一個就是魯賓。當時克拉默也在高盛，有次受朋友之托為伊凡.伯斯基的《并購狂》寫了篇書評捧場，讓魯賓過目。當時伊凡.伯斯基在華爾街可謂如日中天，他那“貪戀是美德”的狂妄叫囂讓人目瞪口呆。魯賓卻建議克拉默在書評中提出，伯斯基并不是如書中所吹噓的那般的。克拉默起先還怕得罪伯斯基，在魯賓的堅持下，才采納了他的意見。一年后，警方以內幕交易罪逮捕了伯斯基，克拉默如夢初醒，感到魯賓是真心為他好。

　　這樣一位謙謙君子卻胸懷抱負，試圖從政。魯賓一直在為民主黨競選募集經費，終于在1992年底成為克林頓政府新成立的國家經濟委員會的主席，并于1995年任美國第70任財政部長。在前不久出版的《我的生活》中，克林頓把魯賓評為自漢密爾頓以來最佳的美國財政部長。

　　魯賓的政治生涯為什么如此一帆風順？

　　按一般的管理學或流行觀點，總認為私人企業的管理效率要比政府來得高，所以，應該將企業管理那一套用于政府或對政府管理進行改良。魯賓的腦子卻清醒得很，他認為這是兩套不同的游戲規則，需要隨機應變，謹慎對待。

　　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的任務主要是協調總統經濟班底的各位成員分歧，以加強合作。這似乎是個很虛的職位。但魯賓卻看出了關鍵所在，那就是不能將自己的觀點強加于國家經濟委員會，首要的職責是把其他成員的觀點和意見客觀地陳述給克林頓，然后再將自己的觀點表述出來。這種雙重角色對一個有主見有原則的領導來說，是件非常困難的事，魯賓卻能應付自如。他在《在不確定的世界》中總結道：“我一開始就意識到，如果利用自己的職位或接近總統的機會來努力推進我個人的設想，那么，國家經濟委員會的工作就一定會誤入歧途。所以，我總是盡量公平對待持相反觀點者。即使當我單獨在橢圓形辦公室向總統講述自己的見解時，我也會特地提到，雖然我的見解是X，但鮑勃.里奇的看法是Y，而勞拉.泰森的看法則是Z。有時當我定期與克林頓會面的時機來臨時，我會請與我意見相左的那些人一同前往，讓他們親自陳述自己的觀點。華盛頓的人常常想當然地認為，能否在某一總統任期內具有影響力，這取決于你是否能充分利用自己接近總統的機會以及是否能運用自己的權力。但我發現，不抓住一切可能的(與總統)‘見面的時機’，我反而更具有影響力。我向同事們灌輸某種協同工作、公平施政的意識，以此規勸他們在國家經濟委員會的程序內展開工作，并且最終也增強了自己在總統那里說話的份量”。

　　這真是一種政治天賦與通曉人情世故的極佳融合。

　　魯賓擔任了財政部長之后，他又迅速地轉換了角色，從總統身邊的一位經濟管家變成獨當一面的經濟部門首腦。魯賓看到了財政部與私營公司管理的相似處，如設定目標建立有效的責任機制以及擁有能干的人員。

　　如果順此思路一直往下走，而無法知道兩者的差異，我們就會誤入歧途。因為身為財政部長，權力其實很有限。首先，你并非自己管理一切，白宮才是最終管理者。其次，一位首席執行官有權按業績雇用和解聘人員，有權向高級管理人員支付優厚的紅利，并有權積極提拔有才干的人員。但在財政部，魯賓手下共有16萬名雇員，他有權雇傭和解聘的還不到100人，都是政治任命官員。

　　由于魯賓剛從白宮過來，他明白，如果一位內閣部長不擅長在白宮程序內處理與已有關的問題，那么當你發現一位三十幾歲的白宮助手卻比你更有決定性的影響力時，是很容易“精神分裂”的。

　　克林頓下臺后，小布什的首任財長保羅.奧尼爾就吃盡了這方面的苦頭。

　　按理說，奧尼爾進入內閣要比在此之前一直在私營部門工作的魯賓駕輕就熟得多，奧尼爾在60年代初成為政府的公務員，尼克松時代擔任行政管理和預算局的局長助理，到了福特總統時已是該局的副局長，曾與老布什共事，相處得很好。1988年，老布什當選總統后，邀請奧尼爾入閣任國防部長，奧尼爾卻推薦多年的老友切尼擔任此職，他自己去美國鋁業公司做了CEO。小布什上臺后，喜用父親的老臣，副總統切尼又推薦奧尼爾出任財政部長。

　　可是，他卻在2002年12月5日被小布什解雇。兩個月后，奧尼爾便接受前《華爾街日報》記者羅恩.薩斯坎德采訪，在《忠誠的代價》一書中，怨天尤人，大倒苦水。

　　如果把這本書和《在不確定的世界》作番比較是很件有趣的事，因為奧尼爾和魯賓的官場境遇與自身的性格思維截然相反。

　　第一，他們各自服務的總統智商與作風天差地別。人們作過研究，論現代總統的智商，克林頓得分最高，而小布什殿后。這并不出人意料，就像《華氏911》影片所披露的，小布什經常表現得很弱智，但據說選他的美國人民喜歡，在他們看來，總統和他們一樣“普通”。克林頓原先就是一名律師，對事情的分析和領悟能力很強，思維也很開放，魯賓多次坦陳很佩服他。尤其是在緋聞事件達到高潮共和黨積極推動彈劾之時，魯賓發現克林頓仍能將精力集中專注在國務上，不為所動。

　　奧尼爾眼中的小布什與我們想象中的低能學生沒什么兩樣。奧尼爾將每次向小布什匯報工作的場景幾乎都記錄下來，而且每次的情況都是一樣的。奧尼爾侃侃而談，小布什傻傻地在聽，一言不發，總統到底聽進去了嗎？他從不問問題。奧尼爾講完了，小布什也就聽完了。按我們的語言來說，這叫耳邊風，什么東西都沒進小布什的腦子里去。

　　奧尼爾在2003年7月的一次前總統福特生日聚會時，對于小布什的傻氣作出了報復。當時，小布什見到奧尼爾后，像見到一個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樣故作驚訝地大聲說：“上帝啊，你看上去真不錯�！眾W尼爾的反應很好玩： “你希望我看上去怎么樣？”。

　　第二，小布什沿用了克林頓的創新，讓哈佛大學的教授林賽擔任了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林賽是馬丁.費爾德斯坦的跟隨者，也是供應學派中的一員，后來在1997年成為小布什的經濟顧問，并進入白宮。與魯賓在這個位置上的方式相反，林賽只是大力鼓吹自己的減稅方案，而奧尼爾對此又不以為然，兩個人反目為仇。最后，林賽也與奧尼爾一道離職。

　　第三，奧尼爾缺乏魯賓謙虛和沉穩克制的作風。也許，奧尼爾自覺擔任財務部長是理所當然的，忽視了內外關系的處理，他與切尼私交如此之好，且又是這位副總統推薦上去的，但忽視了雙方的溝通。臨了兩人也是不歡而散，切尼在奧尼爾的眼中變成了詭計多端的老狐貍。奧尼爾在《忠誠的代價》中一直對小布什身邊的“小圈子”冷嘲熱諷。小布什身邊的人的思維之僵化狂熱固然讓人生厭，如他們一進白宮，就將所有的國事圍繞在如何攻占伊拉克上，等等，但奧尼爾沒有魯賓那般明白，硬要與這種制度性的缺陷死掐，下場當然不妙了。

　　另外，奧尼爾盡管在政府中呆了這么多年，回到財政部長這個職位后，卻扮演了美國鋁業CEO大權在握的角色，這是很犯忌的。奧尼爾幾次在公開場合與小布什的執政理念唱反調，讓媒體看出了他與總統及身邊人的不和。

　　當然，面對白宮勾心斗角而出局似乎是常態而不是偶然的，像費爾德斯坦也有此遭遇，他雖然是被外人認作是供應學派的班頭，卻反對學派中激進分子視減稅是萬靈藥的作法，結果得罪了里根周圍的小圈子，當了兩年顧問就回到哈佛大學。

　　看來，要在華盛頓做一個財經高官，需要相當的政治技巧。

　　難能可貴的是，魯賓并不想成為一個只對自己扮演角色負責的政客，而是勇于任事，即便被人大潑冷水也在所不惜。

　　民主黨總統克林頓的決策要獲得共和黨占多數的國會通過，是想有所作為的魯賓最為苦惱的事情之一。在憲政理論中，總統與國會的紛爭有利于各自權力的制衡，可在實踐中，它又往往成為黨爭的借口。大家都知道， 1995年曾鬧到政府部門關門的地步。

　　魯賓發現，黨爭激烈的后果會讓政策決定者采取保守的策略，因為在這種環境里，微小的錯誤可能產生一些影響巨大、歪曲事實的后果。例如，由于魯賓支持克林頓政府的平衡預算方案，成為國會黨爭中的過河卒子。當沖突進一步發展時，魯賓承受了尖刻的攻擊和人身詆毀，共和黨人聲稱要彈劾他，并質疑他的職業操守，恣意抹黑。

　　一旦時過境遷后，魯賓又發現共和黨人的火氣不知哪兒去了，那幫人還承認當時確實過火了點，但符合華盛頓的游戲規則。

　　但魯賓不想玩世不恭，他很認真地回憶道：“但即使在華盛頓待了幾年后，我們仍然無法認同一點，當有人把你稱作騙子和盜賊時，你不要把這當做人身攻擊”。

　　政府和企業的管理行為有一點是類似的，必須在重大危機時有所決斷。 1995年1月10日，魯賓宣誓就職財政部長后，當晚就著手處理墨西哥金融危機，稍事安定后，1997年7月的泰銖貶值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最后演變成一場全球經濟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在歷次危機中，美國政府應付每個國家的遭遇不僅是以純粹經濟的，更多地是以地緣政治的角度考慮問題的。就以墨西哥與泰國為例，顯然前者對美國利益更為重要。那么，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哪個最重要呢？美國政府選擇的是韓國，因為該國若不穩定，可能會引起朝韓之間的軍事沖突。

　　了解這種思路，對關注全球經濟互動的人也許是很有價值的。

　　當1998年夏天俄羅斯出現危機，最終將恐慌蔓延至美國股市時，魯賓與格林斯潘并肩作戰，支持美聯儲下調利率，拯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避免市場崩潰。

　　任何對金融市場的干預，都會被人指責為引致“道德風險”，也就是市場人士會利用政府之手來投機賺錢。這個道理已經成為常識，被堅持市場原則的人津津樂道。

　　不過，當格林斯潘告訴魯賓，這次全球流動性危機是他觀察了市場50年來從未有過之事時，他們還是出手干預了，而且效果不錯。

　　魯賓也提到奧尼爾上任伊始，便批評他處理亞洲金融危機的手段像個 “消防部長”�？墒牵瑠W尼爾面對2001年初的土耳其危機時，也迅速干預了。 “許多人在開始分析時都帶著預設的觀念。但一個人空想出來的一板一眼的看法和你在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棘手現實時的看法是不會相同的” ，魯賓總結道。

　　與對待政治相似，魯賓更為強調的是干預市場的技巧。

　　在魯賓任財政部長時，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有時也被稱為“魯賓經濟學”，其中的一個基本點是強勢美元政策。他一直強調“一種強勢美元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在美國不可能干預強勢美元的預期下，1998年6月，日元極端疲弱，與美元之比達到了144.75：1。魯賓在高盛的經驗告訴他，外匯的貿易量巨大，除非在特殊的情況下，這類干預至多只能產生一時的效果。不過，在幾位同事說服下，魯賓決心冒險一試，從市場買入20億美元的日元，止住了跌勢。魯賓的事后總結是：“我們極少進行干預，但我們的每次干預都卓有成效”。

　　在一個充滿不確定的全球市場愈加相互依存的年代里，需要這樣實事求是的美聯儲主席。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