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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長盛
1月4日，國內數家報紙同時報道了湖北省枝江市國稅局完成“能級改革”的新聞：改革之后，普通公務員有可能與局長、副局長同級，福利待遇也因此增加。對此，不少人發表了反對意見。
對于“能級改革”的意義，參與起草《公務員法》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是這樣解讀的：能級改革，不僅提高了基層公務員的經濟待遇，更是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的沖擊。老實說，這樣的解讀，筆者認為也是有問題的。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指望通過“能級改革”革除官場頑疾，“一劍定乾坤”，是不現實的，也容易給評論者留下口實。
“能級改革”其實與《國家公務員法》(草案)的精神相符合。針對這個法律草案，前段時間一個比較熱的議題就是公務員的職業發展空間有多大。而“能級改革”的實質是在“職務晉升”之外，為公務員開辟了“職級晉升”的新通道。這種“雙梯制”，拓寬了公務員職業發展的空間。因此，“能級改革”的積極意義在于重構了公務員人生價值評價體系。
現有晉升體制下，評判公務員人生價值的標準似乎有些單一。而“能級改革”之后，評判公務員人生價值的標準是多元的，不再是當官一條路。一名技術出眾、踏實工作的普通公務員，即便不能“升官”，也可以從“職級晉升”中獲得人生激勵和認同感。
正如反對者所說，“官本位”的實質，“在于官的權力，尤其是特權過大”。但是，限制官員權力，并不是“能級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根本解決不了。饅頭要一口一口地吃，限制官員權力和重構了公務員人生價值評價體系，不可能一口都吃下。評論者一味盯著專家的意見，反而會忽視“能級改革”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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