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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秋風編輯：劉元煌
中國和印度，比較誰的經濟增長更快，體制更具有增長潛力，也許并不是重要的問題，而把經濟增長作為國家目標，其實是相當晚近的事情
近幾年來，印度經濟表現出色，尤其是其軟件、外包服務、制藥、鋼鐵等產業在世
界上異軍突起，引發國內外學術界和媒體關于印度與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有何異同、孰優孰劣、哪國經濟增長前景更為看好的爭論。國外有人預測，印度經濟未來十年將比中國經濟更亮麗，國內有人連連搖頭說未必。
坦率地說，比較兩個國家、兩種政體、甚至兩種經濟體制在經濟方面的表現，總是非常冒險的。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學常識是，自由市場體制的效率要優于計劃經濟。然而，人們恐怕還會記得，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有不少經濟學家，其中以奧斯卡·蘭格為代表，堅持認為計劃體制優于自由市場。而且，假如你只截取一個時間段，比如，十年，二十年，那么，統計數據也確實完全可以證明蘭格的命題正確。
盡管不少經濟學家和知識分子相信，在良好的經濟表現與特定的政-經制度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系，但歷史經驗表現，這樣的關系其實是微弱的。目前國內的很多評論卻是以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為前提的。比如，有的人說，由于印度過去的經濟表現不如中國，因而證明了中國的國家制度優于印度。有趣的是，現在預測印度經濟將會超越中國的人，其論據則是，印度實行的那種制度將保證其經濟具有增長潛力。顯然，這兩個命題中只能有一個為真——當然，另一種可能性是兩者都不成立。
我傾向于后一種看法。如果說中國在過去二十年間，經濟上的表現明顯地優于印度，那也并不能證明什么。同樣，假如像有些專家預測的那樣，在未來十或二十年間，印度經濟的表現比中國好，也并不能證明什么。
問題的關鍵在于，雖然經濟增長是人民喜歡的一種事物，但是，財富并不是人民生活的全部，全部經濟增長也不是國家生活的全部；財富不能解決人生的別的方面的問題，同樣，經濟增長也不能自動地帶來公共生活的完善，比如個人自由，政治參與。即使對于最為普通的民眾來說，這樣價值的意義也并不是無足輕重的。
要緊的是，這些價值與財富之間并不存在彼此替代的關系，仿佛財富增加了，就解決了生活、生命中的全部問題。世界上似乎還沒有這樣簡單的、單向度的“經濟人”。同樣，一個國家的公共活動，也并不僅僅在于追求經濟增長。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把經濟增長作為國家的目標，其實是相當晚近的事情，這也就表明，它不是國家的核心目標。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國家其實更應當積極地追求其他方面比較優良的制度安排，比如，選舉制度，獨立的法院等等，即使事實證明，這樣的制度可能會降低經濟增長的效率。比如，印度就已經證明，民主制度本身未必有利于經濟增長，尤其是缺乏穩定的憲政安排、從而能夠在人民的自由與政府的權威之間取得恰當的平衡的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甚至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妨礙經濟增長，因為它會導致政局不穩，也會導致社會沖突表面化，從而使外商望而卻步。這是一個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局。那么，印度是否就會因此而放棄他們的制度安排呢？似乎看不出這樣的跡象。印度人可能覺得這些制度安排本身，對于國家來說，具有重要的價值。
因此，對兩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表現進行比較，并試圖以這種表現來證明什么，可能很難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我們其實更應當思考這樣的問題：一個國家是否在各種美好的價值之間實現了大體上的平衡。比較兩個國家可能是危險的，正確的方法是以一種內在的視角，對一個國家內部的種種因素，比如人民的愿望、制度安排，經濟增長表現，進行分析。當然，在這里，經濟增長就不具有絕對的重要性了。不幸的是，今天，有太多的人只具有“經濟人”的狹隘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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