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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豐
學術批評在今日中國仍未擺脫強而有力的人身依附，看似火爆的論戰不乏誣指、詭辯，理性的他律在“自由”的口號下不近反遠；另一方面，所謂“知識”的追求、獲得、占有更有一種急不可耐的功利性在驅動，而其旗號，則換成了大而無當的“道德關懷”
國家統計局測算，1月6日，我國內地(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總人口達到13億。當此之時，最容易想到兩個人，一是那呱呱墜地的“幸運兒”，再就是所謂“錯批一人”之不幸對象馬寅初。
坦率地說，我雖草草翻閱了《新人口論》及至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卻又心得寥寥，加之多少有些“中國人民之心理，對公家事，若不相干，可以不負責任”（馬寅初語），所以對計生這一基本國策竟沒有多少話要說。
但馬先生個人命運之多舛卻無論如何不能被含糊過去，尤其在今天，卡爾·波普爾所批判的那種現象正在多多少少成為現實，“現今每個有名望的知識分子都感到一種不可推卸的義務，要成為歷史預言術的專家。他的極度深沉的悲觀主義（因為不做悲觀主義者幾乎是對職業成規的違反）由他的玄妙啟示的極其深奧和普遍地給人深刻印象與之相配合�！卑雮�世紀倏忽而過，知識分子地位的變遷未必意味著知識分子自我解放的完成。恰恰相反，經濟學由被肆意凌辱而至顯學、神學，馬寅初的悲劇被不恰當地解讀了，而其精神實質卻依然孤獨落寞。
那么，這種現象的背后究竟又是些什么呢？康德曾指出，要“敢于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權；因為人的尊嚴在于他的自由，在于尊重他人的自主的和負責任的信仰，尤其在這些信仰與他自己的信仰迥然不同的情況下�！迸c此同時，他亦認為，理智的自我教育或通過知識而自我解放是每個人在此時此地立即行動并永遠行動的任務。因為只有通過知識的增長，心靈才能從它的精神束縛，即偏見、偶像和可避免的錯誤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但現實提供給我們的場景遠無這般美妙：一方面，學術批評在今日中國仍未擺脫強而有力的人身依附，看似火爆的論戰不乏誣指、詭辯，理性的他律在“自由”的口號下不近反遠；另一方面，所謂“知識”的追求、獲得、占有更有一種急不可耐的功利性在驅動，而其旗號，則換成了大而無當的“道德關懷”。更有甚者，一種學術的霸氣更在矯枉過正地強化中。因為馬寅初的錯誤被批，由是竟被不當地反證為學術不容評判，“知識”高高在上。
事實上，政治并非一切悲劇的來源，關于價值觀的混亂、蔑視更是傲慢與偏見的淵源，這就如同在英國，曾被指為馬寅初師承的馬爾薩斯亦“是個在其生活的時代被批評得壞透了的人。此人對天花、奴隸制及溺嬰加以辯護，對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區補助則加以譴責。他指出家庭的流弊之后，自己卻實行結婚”、“馬爾薩斯從開始起就沒有被人饒放。在三十年間，對他的責難之詞沒有斷過”（詹姆斯·博納）。因此說，對于馬寅初的悲劇的反思不應該僅僅局限于歷史的反思，而更應該在于對今天的批判。
馬寅初曾言，“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為什么？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再就是，“欲使人民養成國家觀念，犧牲個人而盡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
先生這樣做了，并因此而開罪權威但依然“（明知寡不敵眾）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倍缃�，相信“戰死”云云已經永遠離中國而去，但“學術的尊嚴”、學者之使命，卻依然需要我們的時代加以認證，十三億人的中國不能回避這一任務。
《國際金融報》 (2005年01月07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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