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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熊培云
劉洪波先生近日在《南方都市報》發(fā)表了幾篇批評“憤青”的文章，字里行間，也透露著不少“憤怒”。國內(nèi)的學(xué)者與時評家將“憤青”與民族主義捆綁在一起批評，許多觀點筆者為之擊掌，但筆者以為，對待“憤青”與民族主義，也要多一些寬容。
如帕斯卡所言，心有理性忽略之理性。就像我們對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抱以同情，因他的不幸而流下感傷的淚水，這是不需要任何理性與計算的，皆人性使然。所有人類理性都是以人為前提，即是說在人的自覺上，理性與憤怒之間有一座可以互相抵達(dá)的橋梁。筆者雖然認(rèn)定自己是世界公民，但也贊成中國擁有一種理性的民族主義。當(dāng)你誠心誠意地愛上自己的民族，愿用一生的時光來建設(shè)它，何嘗不是對整個人類的一個大貢獻(xiàn)。在此基礎(chǔ)上，我將真正的民族主義理解為一種人道主義。
所謂“憤怒出詩人”、“國家不幸詩人幸”，憤怒本是關(guān)乎心靈的事。面對人世間的不公與不幸，一個民族是要有些憤怒的。汪精衛(wèi)當(dāng)年所以做了漢奸俱樂部的首領(lǐng)，與其“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的憤怒精神消失不無關(guān)系的。沒有憤怒，社會會僵死于麻木不仁，人會完全體制化而不自知，拿冷漠當(dāng)理性。回想上一世紀(jì)，若沒有憤怒青年們的前赴后繼，中國國門之上，恐怕早已掛上“大東亞共榮”的花圈了。
當(dāng)然，一個國家不能為“憤青”政治所左右。尤其是憤怒不是發(fā)自內(nèi)心，是受了瞞騙被鼓動起來的，煽動仇恨，就會大難臨頭。如Jean-Marc Berthoud所說，人類歷史上有很多地方被““憤青””統(tǒng)治過，“這些孩子為夢想與激情而生，將他們的夢想強(qiáng)加給了社會。他們會永遠(yuǎn)停留在青少年時代，像羅伯斯庇爾、圣鞠斯特、希特勒、波爾布特等人為建烏有之鄉(xiāng)，無不以血腥之行為將人類基本價值摧毀”。這些職業(yè)革命家，精于人斗運(yùn)動，最終釀成千萬人喪命，多半是因為他沒有從““憤青””的角色中走出來，至垂垂老矣，也只是個“叔叔”。
一個國家有一定比例的“憤青”是合理的，但如果把這個國家交給一個““憤青””去管理，并逼迫全國人民都做““憤青””，連溫良的老人和天真的孩子都不放過，難免就會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此時，被鼓動起來的“憤青”與憤老憤少們，不過是一群閉目塞聽的無腦動物、手拿棍棒的受害者。從歷史的角度看，他們更值得同情。因此，對“憤青”的最好批判與救助，是實現(xiàn)政治與信息的透明化與知識的有效傳播，讓他們不是拿別人推銷或強(qiáng)制佩戴的眼鏡看世界，而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否則，對“憤青”的批評就不過是罵一鍋煮開的沸水“唱著歌等待燒干”，而繞過了鍋底下的干柴烈火以及那個架鍋的人。
從政治一維來分析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筆者認(rèn)為前者注重戰(zhàn)略，后者注重價值，但兩者并不天然矛盾。政治之美莫過于平衡，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爭，可以看做啟蒙與救亡論辯的延伸。中國之希望，當(dāng)寄托于二者同舟共濟(jì)，而非短兵相接。其合力始于一個追問：其他民族可以有幸福自由，中華民族也要有幸福自由。當(dāng)然，真正的自由不是在家里下跪、在街上踢人的兩面派。同樣，跑到街上下跪，回家就打老婆孩子的也談不上什么自由與尊嚴(yán)。
梵高說：“一個人不要讓靈魂之火熄滅，但也不能讓它燒出來。”用它來解釋政治與憤怒，就是一個民族要珍惜心底的憤怒，既不要讓它熄滅，也不要讓它火燒連營。最佳的資源配置是，讓憤怒轉(zhuǎn)化為具有建設(shè)性的一個細(xì)節(jié)。中國政府與知識界的理性，在于從這些雜亂的吶喊甚至謾罵里找到理性的或可以改良社會的內(nèi)容，而不是從道德的高度，指責(zé)他們的表達(dá)，甚至捎帶上他們的表達(dá)權(quán)利。他們不是方向，而是力量，因此不是絕對消極的。
筆者以為，無論是批評者筆底的“理性”，還是“憤青”手持的“良心”，都沒有絕對的是，最好的辦法是，讓“良心”與“理性”互相救濟(jì)，一起進(jìn)步，而不是一竿子到底，彼此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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