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井之盲

　　仲偉志

　　作者：《經濟觀察報》首席記者

　　2004年10月20日，大平礦難，亡148人。10月22日，在大平煤礦附近的一家賓館內，我在一個同行的電腦中看到了一部名為《盲井》的電影。盡管它在柏林得過銀熊獎，但我此 前并沒有聽說過。那天，賓館內安置了大批遇難礦工家屬，愁苦使他們的話語短促，而哭聲一直環繞著我們。我們必須把音量開得很大。

　　《盲井》是李楊的作品。故事發生在河南礦區，有兩個人靠害人賺錢，先是將打工者誘騙到礦區，害死在井下，再冒充死者家屬向礦主索賠。一條人命3萬元。他們一再得手，金錢似乎已使兩人喪盡天良。但在一個少年成為他們的目標之后，其中一個謀殺者的感情發生了變化，在施害與保護之間他難以取舍，最后自殺在礦井之下。

　　據說，為拍攝這部影片，李楊到山西、內蒙古、寧夏等地的煤窯考察，當地人見了攝影機就跑，以為是記者。好在一些礦主看過劇本后覺得很真實，就同意他們拍。有一次剛剛拍完上井，煤窯就塌了，當地工人兩死一傷。應該感謝那些允許李楊拍攝的礦主，他們幫助李楊從人性的角度反思了采煤業的現實。盡管在他們的井下，生命依然處于危機四伏之中。

　　而那位常年報道礦山的同行，其實是想通過《盲井》告訴我，礦難并不是采煤業的基本面問題。在那些連蝙蝠也會撞到一起的礦井里，眾多生命的消失，往往像掉進鐵水中的骨殖，什么痕跡也不會留下。他說，還有比《盲井》更為酷劣的礦山黑幕，這些黑幕后面的死亡與掙扎，比大平礦難更為觸目驚心。我被他說得冷汗淋漓。

　　我對礦山生活從不樂觀，但那位資深同行的經驗，仍然令我驚訝。當晚我從網上看到，在河南省的安陽、鶴壁與河北磁縣一帶的礦區，《盲井》式的犯罪的確活生生地上演過，一個犯罪團伙先后交叉作案15起，在井下殺死礦工15人，向礦主敲詐合計30多萬元。由于人們對井下死人習以為常，這些犯罪竟隱藏了5年之久。

　　每逢礦難，人們都要譴責“心比炭黑”的礦主和玩忽職守的地方官僚，抨擊權錢交易，反思安全生產、行政監管以及國土資源分配體制，有關部門也會加大檢查力度，但是，礦難并未因此減少，還有許多非正常死亡事件以低廉的賠償草草打發，并不為人所知。那些發生在河南安陽、鶴壁與河北磁縣的案件，據說只是冰山一角。

　　我已經足夠恐懼。殺死15人，敲詐30多萬元，這就是說，一條人命平均只能“索賠”2萬元，這應該就是那些在井下作業的農民工的普遍身價。但是他們仍然要進入到這些沒有安全保障的“盲井”，正如《盲井》中的礦主說，中國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在交易雙方地位極端不對等的情況下，生活給予他們的選擇是有限的，有限的選擇往往帶來盲目的力量，甚至不能抑制他們的從惡之心。

　　《盲井》中的殺人者與被殺者都是農民，他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最終的目的，都是要把錢寄回家，供孩子上學，給老人治病。他們吹著口哨走在大街上，也曾掏錢幫助失學的孩子，但是最后，“你同情別人，誰來可憐我們”的陰冷邏輯控制了他們，人性在苦難里被扭曲成惡行。殺人者與被殺者，最終被一個巨大的“盲井”所吞噬。

　　這個巨大的“盲井”，其實是我們社會結構中的一個斷裂地帶，是長期不能消弭的東西差距和日趨嚴重的城鄉差距。

　　作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無論什么身份的礦主，都要盡量壓低生產成本。當農業邊際收入是零，或者是負數，農民即便冒死到井下作業，仍然可以獲得比較效益，而在中國，勞動力的供給遠遠大于需求。如果不能縮小農民進入井下的比較效益，使農民在勞動力市場上有更多討價還價的空間，就不能從根本上防止災難與惡行。

　　后來聽說，就在我們看《盲井》這個片子的時候，在另一個房間，大平礦難的一些遇難者家屬已經迅速地在賠償協議上簽了字。大平煤礦是國有大礦，遇難者家屬可以得到更多的賠償，但一些家屬提出的額外條件，聽來令人辛酸：能不能安排死者親屬到井下工作？

　　離開大平煤礦的時候，我自認為找到了礦區問題的社會根源。我想，如果一個城鄉平等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起來，農民可以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許多人就不會去從事那些高度危險的行業，而隨著勞動供需關系的改變，這些行業的進入門檻必然提高，就會引發這些行業的技術進步。這樣，我們不需要回到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不需要對生產關系進行革命性的調整，就能在解放生產力的同時保障社會公正。

　　10月24日，我先從大平煤礦到鄭州，然后從鄭州飛回北京，如從一張黑白照片中來到了中國的另一面。時空突然轉換，那些在記憶中彎入礦山的鐵軌，突然從地鐵口帶出大片的人面桃花。一個朋友打電話過來，聽完我在大平煤礦的感受，說，中國是一列負載沉重的火車，只有發展才能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才能改善城鄉差距，不發展，火車反而有出軌的危險。

　　這是我所熟悉的一種實用主義的語境。我突然深感陌生，不適就像瘋狂的球菌一般迅速生長。很多年以來，這種實用主義的論調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既得利益群體的思想資源，它的本質就是以發展的名義繼續讓農民承擔原始積累的負擔。你可以說這是一種經濟理性，但是剛從礦難現場回來的我，一定認為這是一種功利主義下善與人道的迷失。

　　不過我很快就擺脫了這種極端旅行所帶來的不適。當晚，同事們約我一起到北京著名的錢柜KTV唱歌。歌聲取代了早上還能聽到的哭聲。我們談論的是到哪個國家度假、買什么樣的汽車。我們喝30元一瓶的啤酒，這是此前一天我請礦工吃一頓晚飯的價格。

　　說實話，當時我沒有任何所謂的內心沖突。有人唱有關火車的歌曲，那火車一定冒著遺忘之煙。在煙霧的后面，我與礦區社會彼此無視。盡管我敬畏生命、心懷悲憫，但生活的差別不僅使礦山中的從惡者淪落，也在使我變異。在更多的時候，我也會因為保有這種差距而慶幸，因為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利己主義正在空前膨脹。我們的內心，無疑是一個更為可怕的、更為巨大的“盲井”。

　　從錢柜KTV出來，我去新街口的一家音像店找當時正流行的《2046》。有人在邊上說，到了2046年，這部電影必定被人遺忘。這時我突然看到了《盲井》的盒裝DVD，或許是害怕當時就被人遺忘，它的封面包裝，竟然是莫名其妙的女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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