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與中國：一場偉大的競賽

　　編者按

　　當國際戰略學家都在預言二十一世紀中國是美國潛在的對手時，更為接近實際的情況卻是，中國和印度之間，正在進行著一場偉大的競賽。中國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的優越性，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她在發展中國家“優等生”的地位。不是從日本到國際發展機構都在議論中國是否應該從發展援助項目中“畢業”嗎？但是，一旦這一地位受到挑戰，特別是受到 印度這樣一個與中國國情最為接近的發展中國家的挑戰的時候，當印度真的開始趕上并且出現超過中國的跡象時，中國將不得不尋求發展的新動力。一年多前，美國的華人學者黃亞聲和印度學者TarunKhanna在《外交政策》雜志上發表了《印度可以趕上中國嗎？》，挑起了一場對中國發展之路的國際性反思。今天，我們仍然認為這篇文章中的許多觀點是值得拿出來再次衡量中國的發展的。從貿易來說，中國是比日本開放三倍，比美國開放兩倍的國家；從投資來說，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國家。中國的開放，已經正在接近一個極限。除了廉價的勞動力、土地和環境，我們的競爭力在哪里？也許印度最大的啟示就在于，中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需要有內部企業活力基礎。

　　在2003年底與2004年初，有篇《印度能否超越中國》的文章在政界、學界和媒體間廣泛流傳，后來，圍繞文章提出的話題，演繹了一場關于中國與印度經濟增長方式和增長潛力的大討論。文章的執筆者是麻省理工學院斯隆(Sloan)商學院的副教授黃亞聲(YashengHuang)和哈佛商學院教授塔倫·卡納(TarunKhanna)。文章認為，在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和印度依賴了不同的路徑。中國主要依靠直接引進外資。大部分政策專家對此表示贊同。但與經濟長期發展緩慢的印度相比較則說明，直接引進外資并非繁榮的唯一途徑。事實上，印度的民營企業家可能給這個國家帶來長久的優勢。

　　自主發展：印度版本走進沃爾瑪超市，你就會發現琳瑯滿目的架子上壓滿了中國制造的商品，包括從鞋子、服裝、玩具到電子產品等等，這絲毫不令人驚奇。然而，隨處可見的“中國制造”標簽卻掩蓋了它們重要一點：這些產品中極少是由中國本土公司制造的。事實上，幾乎沒有一家中國本土公司能夠擁有全球性經營規模和市場，這一點未免使人沮喪。

　　這是因為，中國出口導向型制造業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國直接投資的產物，這有效地替代了國內的企業。在過去的20年里，中國經濟開始起飛，然而國內公司卻未能跟上步伐，以至中國沒有世界級的企業能與大型跨國公司相抗衡。

　　印度沒能像中國那樣大量地引進外資。一方面，這一差異反映了國際投資者對中國前途的信心和對印度自由市場承諾的懷疑。然而外資引進的差異也在敘述著兩個擁有大量海外僑民國家不同的故事。中國有大批富有的海外華僑，長期以來他們渴望能幫助祖國，他們的資金也受到熱烈歡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時至今日，印度海外僑民的成功仍遭到憎恨，他們更不愿意回國投資。新德里對于海外印度人及其他外國投資持否定態度，相反，它卻給國內企業家提供了更加優厚的成長環境。

　　在此過程中，印度成功地發展了一批現在能與歐洲及美國最強的公司競爭的企業。此外，許多這類企業都屬于尖端、知識密集型產業，比如軟件業巨頭Infosys、Wipro，藥業和生物技術方面的Ranbaxy和雷得博士實驗室等。2002年，在福布斯世界小型企業200強排行榜(每年評選一次)中，13家印度公司榜上有名，而中國內地卻只有4家。

　　印度的私有企業擁有比中國堅實的基礎設施，印度的資金市場較中國有效、透明。

　　中國和印度都是世界的未來強國。它們同樣提供了相抗爭的發展模式。無疑，中國目前處于快速發展的軌道上，經濟發展的數據可以證明這一點。“印度式的發展速度”——帶有輕蔑意味的詞語，用來指印度無力使自己的經濟增長速度趕上人口增長速度——雖然有可能成為過去，但就國內生產總值和其他一些重要數字而言，印度仍然無法與中國相媲美。

　　然而，統計數據只能說明部分事實，即宏觀經濟事實。在微觀經濟層面上，事情就并非如此了，印度同中國一樣具有活力。事實上，由于依靠自然增長(Organicgrowth，即不借助于外力的增長——譯者注)，印度更能充分利用其資源，與中國的外資驅動型途徑相比，它已選擇了一條可能是更為持續發展的路子。“印度能否超越中國”不再是一個可笑的問題。如果事實證明印度下的賭注更為明智的話，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及決策專家如何從整體上認識經濟發展而言，其意義將是重大的。私營企業的活力

　　印度的建設走的是自下而上的路子，而中國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然而，不同的策略也是不同的歷史造就的。中國曾走過一段消除私有經濟的道路，而且也迅速地做到了這一點。雖然中國進行市場改革已近30年，但在觀念和法律保障上，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另一方面，印度卻在發展軟牌(SofterBrand)社會主義，即費邊社會主義，其目標不是消滅資本主義，而是緩解其所造成的社會弊端。其觀點認為，政府資助的企業在經濟中占據“制高點”(CommandingHeights)是至關重要的。盡管如此，這一政策并不阻止私有制經濟在國家長長的手臂伸不到的領域中蓬勃發展。

　　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顯示出其在歷史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不同。中國大刀闊斧地實行了對外開放的政策，但對本土私有企業還有很多法律、法規上的限制。實際上，僅僅在20世紀90年代末私有企業才得到了那些外資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得到的憲法保護。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FinanceCorporation)的研究顯示，仍有20多個行業是不對私有企業開放的，包括銀行、電信、公路和鐵路等這些最重要的部門。

　　過去20年中，對臃腫、低效的國有企業的改革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政府仍不愿放棄對一些大型壟斷企業的控制。

　　20世紀90年代，很多中國企業家嘗試著繞過法規對經營范圍的限制。有一些人把他們的企業注冊成名義上的國有企業(所有資金均來自私人，而企業亦由私人管理)，結果當財政緊張的政府部門試圖沒收這些財產時，這些人只能陷入所有權糾紛當中。不少很有前途的企業因此毀于一旦。

　　對私有企業的偏見是眾所周知的。2000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一份報告說：“由于長期存在的偏見和誤解，私有和個體企業擁有很低的政治地位，并受到政策、法規的歧視。法制、政策和市場環境對私有企業不僅不公平，而且前后不一。”

　　由于對本地私有企業的限制政策，外國投資者成為最大受益者之一。在中國驚人發展的背后，外國投資者賺取了巨額收益，一個指標就是：1992年，外資在華股份的收益為53億美元，到今天，這個數字是200億美元。英雄般的大亨

　　在民主、后殖民地時代的印度，讓外資在犧牲本地企業的基礎上賺取巨額利潤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回想一下10年前安然公司(EnronCorporation)計劃在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位于印度東西部)投資29億美元建發電廠所引發的廣泛爭論吧。針對外資及其在印度經濟發展中所處的地位進行了幾年激烈辯論后，此工程才得以實施。

　　與中國本土企業家遇到障礙相反，印度為本土企業提供了很多便利。在過去10年中，印度政府逐步放棄對經濟的微觀管理。不錯，私有化進程慢如冰山的移動步伐，但是政府已不再壟斷長途電話服務，關稅也得以削減，官僚機構有所削減，一些行業已開始對私人和外資開放。

　　結果是，創業精神和自由企業正在蓬勃發展。其發展的衡量標準之一是：在《遠東經濟評論》(FarEasternEconomicReview)兩年前對亞洲主要企業的調查中，印度位居榜首，其平均得分高于這個地區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一個國家。(此調查對十幾個國家的2500名經營主管人員和專家進行問卷詢問；被調查者對各公司的綜合表現在1至7元間評分)事實上，只有2家中國公司能與印度的前10名匹敵。很說明問題的是，所有印度公司都是私有公司，而大多數中國公司都有政府相當程度的參與。

　　一些排名靠前的印度公司是名副其實的新興企業(Start-Ups)，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信息系統技術公司，在本次調查中位居榜首。也有一些是傳統企業的分公司，如Sundaram汽車公司，這是一家著名的汽車零件制造廠、通用汽車公司的主要供應商；其母公司T.V.Sundaram集團，是南部印度具有百年歷史的商業集團。

　　在印度，不光創業精神得到了發展，企業家也已成為民族英雄。尼赫魯如果在世，一定會對公眾、對行業領袖毫不吝嗇的恭維感到震驚。比如，信息系統技術公司的創始人、56歲的納拉亞那·穆爾蒂(NarayanaMurthy)，已成為受人崇拜的人物，并被常常與微軟的比爾·蓋茨相比。

　　如果印度沒有必要的基礎設施來支持穆爾蒂和未來的大亨，這些成功的故事不可能成為現實。但是民主制度、創業傳統和良好的司法系統為自由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雖然印度法院的效率出奇地低下，但這個獨立的司法系統至少還能運轉，法治這個英國統治的“遺產”在這個國家盛行。

　　事實已證明，這些傳統和制度已成為印度資本市場形成和發展的跳板。雖然信息扭曲仍普遍存在，但有良好前景和聲譽的企業一般都能從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籌集到發展所需的資金。世界銀行2002年出版的一份報告說，在調查的所有印度公司中，只有52%報告說融資有困難，而在所調查的中國企業中相應的數字為80%。結果是，印度企業較少依靠自身的資本積累：只有27%的資金來自經營利潤，而在中國這個數字是57%。

　　公司管理水平也顯著提高，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穆爾蒂，他的信息系統技術公司是誠實財會制度的模范，并為其他公司樹立了榜樣。里昂證券亞洲公司(CreditLyonnaisSecuritiesAsia)于2000年對25個新興市場的調查中，印度在公司管理方面排名第6,中國名列19。投資者階層的出現，以及以發展銀行為代表的資金供應方日益以市場為導向，這些都提高了印度市場的效率和信用。現在印度政府除實行宏觀管理外，對私人企業的干涉已大大減少。印度與中國的差距

　　如果印度在基礎層面已明顯超過了中國，為什么統計數據顯示不出印度的優越性呢？為什么印度在國民生產總值和其他基本指標上與中國的差距如此之大呢？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是從1991年才開始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改革的，而這則是中國改革10多年后的事了。除了起步較晚之外，印度的儲蓄率只有中國的一半，外國直接投資僅相當于中國的十分之一。還有，種族和宗教問題使印度這個國家政局不穩，印度還與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地區長期存在著的領土糾紛。相反，中國在過去20多年享受著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這使它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印度的年經濟增長率只比中國低20%左右，這已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印度能以這樣的發展速度緊隨中國，是因為其資金分配的高效和中國資金利用的低效。中國資源配置不當的問題很有可能會在未來幾年極大地拖累其經濟發展。

　　20世紀90年代初，當中國經濟以兩位數增長時，中國地方政府對國有企業大量投資。很多這樣的投資在經濟上并不可行，結果造成了銀行系統的巨額壞賬。總有一天，這些不良貸款要被消化掉，要么從賬面上鉤銷(這意味著由儲戶承擔損失)，要么由政府對銀行進行資本重組，將資本從其他運用效益好的部門劃撥過來。這將會大大限制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

　　印度的銀行雖不是什么執行放貸紀律的楷模，但它們的壞賬遠遠沒有達到這種規模。根據管理咨詢企業安永國際會計公司(Ernst&Young)最近的研究，截至2001年，印度銀行的壞賬大約占其總資產的15%。所以說，印度經濟的基礎更為牢固。

　　當然，關鍵問題不是今天關注的中國和印度位于何處，而是兩國明天的位置。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雙方對其資源的利用情況。在這方面，印度處于領先地位。印度的發展之路是不是優于中國？很多年以后我們才能知道答案。

　　比較江蘇和浙江的發展戰略，這兩個沿海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在改革初期大體相當。江蘇依靠外資促進其發展，而浙江更看重當地的企業家和自然發展。在過去20年中，浙江的年經濟增長率比江蘇要高1%。20年前，浙江相對江蘇來說要窮一些；而現在，它無疑要比后者富裕。

　　印度不久可能比這兩種模式都要好：與現在已吸納的外資相比，看起來它對在未來幾年吸引更多的外資充滿了信心。雖然印度幾十年來一直拒絕僑民資本，而現在新德里開始歡迎這些投資。在一些圈子里，NRI——“印度僑民”的縮寫——過去被開玩笑地解釋為“不需要的印度人”(NotRe-quiredIndians)。現在，這個詞已恢復了其原意。印度政府還舉行了海外僑民大會，邀請了一些著名印僑，這足以證明了其對僑民態度的變化。

　　中國在吸引外資上的成功是由歷史原因的，它擁有大量富有的華僑。在20世紀90年代，超過一半的外資來自海外華人。

　　直到現在，印僑的投資不到印度總外資的10%。既然歡迎的紅地毯已經鋪上，印僑的投資很有可能會增加。印僑在資本投入上無法與華僑相比，但他們的智力投資卻比中國多得多，其實這更有價值。

　　印度僑民在知識密集型行業的成就眾所周知，印度的硅谷就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現在，印度的光明前景和對出國人員態度的轉變吸引著許多海外工程人員和科學家回國發展，而眾多的印僑企業家則為之慷慨解囊。在華僑的幫助下，中國贏得了競爭，成為了世界工廠；在印僑的幫助下，印度可以成為世界的實驗室。

　　中國和印度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發展之路。總體上來說，印度并沒有超越過中國，但在一些關鍵領域，它做得更好一些。

　　作者：黃亞聲(YashengHuang)塔倫-卡納(TarunKh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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