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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清
不僅要完善法律，不僅要嚴格執法，還應當不斷提高執法水平———只有在各種具體的事實與普遍的價值及其相互關系中，積極主動地進行權衡和取舍，才能更好地維護法律制度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最近一段時間，關于交通警察執法問題的幾則報道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其一是幾天前發生在北京的一起“的哥送產婦闖紅燈該不該罰”的新聞：一位出租車司機因為急送一名臨產孕婦去醫院而連闖紅燈，盡管這位連的費都沒收的熱心“的哥”極力“喊冤”，但他仍面臨著交管部門的嚴厲處罰。
其二是《法制日報》的一則報道，說北京的一位朱先生因為汽車“開鍋”了，遂駛入應急行車道停車，“電子警察”恰好拍下了其汽車駛入應急車道的“如山鐵證”。盡管朱先生有證據證明自己駛入應急車道是有正當合法原因的，可遺憾的是，當他到執法站申辯時，卻未被接受。
其三是新華社播發的一組照片，題目是《如此執法？》———說的是在位于北京站前街附近的一條馬路上，因為禁止掉頭的標志不明，導致許多司機紛紛駕車在此掉頭，而轄區交警則專門“候”在一旁逮違章車輛開罰單。
類似新聞還有不少。而僅就以上新聞我們足可看出，城市交通執法面臨的問題不少，情況也很復雜。
眾所周知，按照相關道路交通安全法規的規定，只要客觀上具備了違法的事實，作為交警部門就可以依法行使處罰權，對當事人做出行政處罰。看上去，上述三種情況都是在當事人違反交通法規“證據確鑿”的情況下被警察處罰的。但是，倘若我們稍加分析，問題卻并不止于此。
首先，“的哥”送產婦連闖紅燈的事件，發生在孕婦和胎兒生命危在旦夕的特殊情況下，司機的舉動屬于不得已而為之的緊急避險行為。那么，執法人員如何來看待這一事件？其中，嚴格按照法律法規辦事是選擇之一；正如一些專家呼吁的那樣，可以酌情減免處罰也是選擇之一。如何在既不傷害法律法規權威的前提下，使事件的處理更合乎情理，應當說，對有關執法部門而言，這當然是一個考驗。
其次，在朱先生的遭遇中，“電子警察”監測的準確性科學性當然是不容置疑的，但由于其拍攝工作的固定點段特點，其先天缺陷也是很明顯的，即無法對車輛行駛中的連續行為做出客觀真實監測。所以，對這類問題的處理過于簡單化也是顯失公平的，同時，如果不能提供有效的申辯救濟渠道，某些所謂嚴格執法的行為難免引發不必要的爭議。
至于第三種情況就不用多說了。明知某地段易發生違章行為，不僅無明顯交通標志，而且專門“等候”司機違章加以處罰，這算什么呢？
沒有法律的時候，我們說要完善法律；有了法律的時候，我們說要嚴格執法。而上述若干事件無疑還帶給我們這樣的啟示：不僅要完善法律，不僅要嚴格執法，還應當不斷提高執法水平———只有在各種具體的事實與普遍的價值及其相互關系中，積極主動地進行權衡和取舍，才能更好地維護法律制度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我們認為，那種動輒靠處罰解決問題的執法方式，實則是對法律精神的一種誤讀。我們知道，法律是一個社會中絕大多數人意志和利益的集中反映。就執法的本意來說，一方面，執法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另一方面，它還是對法律精神的一種弘揚，于潛移默化之中，讓人們對公民基本權利產生更多的敬畏，對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有更強烈的追求。
因此，任何一個負責任的執法者，絕不能滿足于自己對法律條文規定的熟知與簡單套用上，還應當在真正吃透法律法規的立法宗旨的基礎上，認真學習居于其上位的憲法等相關法律的原則精神，牢固樹立公民基本權利至上、社會公平與正義至上的法治意識，堅持以人為本，執法為民，帶著對群眾的深厚感情去執法用權，既要杜絕粗暴執法、隨意執法，又要防止機械執法、簡單執法，切實讓群眾心悅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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