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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市政府近日部署元旦、春節(jié)禁放工作時強調，對燃放鞭炮的成年人，以及銷售、存儲煙花爆竹者，一律治安拘留。(12月30日《楚天都市報》)
春節(jié)放鞭炮的習俗，從南朝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歷史。一邊說是民俗文化，講究“年味”；一邊斥為傳統(tǒng)陋習，強調安全第一。在“解禁派”和“禁令派”的爭辯之中，“禁”統(tǒng)天下逐漸出現(xiàn)了向解禁過渡的趨勢。在國內，上海、青島、杭州等大城市已全部開禁，
全國曾經(jīng)采取禁放政策的282個城市中，解禁的已達105個。在國外，已經(jīng)禁放34年的新加坡也于今年1月3日起正式開禁。
對于禁放依舊的城市來說，“禁而不絕”顯然是一個難題。北京采取的是疏導、勸導、批評教育為主，處罰為輔的管控手段。與此相比，武漢則要強硬得多。然而，“一律拘留”同樣面臨著尷尬。大過年的，把人家拘留起來，不僅感情上說不過去，而且人家放完鞭炮就閃，如何認定是誰放的？況且，動輒使用拘留的處罰措施，恐怕與行政合理的原則存在沖突。
其實，“禁放”與否，并不僅僅是一個公共安全與節(jié)日氣氛的選擇題，也是一個考驗政府善治能力的問答題。可以肯定的是，“禁放”并不足以解決所有的安全隱患，因為再嚴厲的禁令、再鐵腕的處罰，總是不可能完全杜絕燃放鞭炮行為的。“禁放”的作用僅限于降低安全事故發(fā)生的概率，這個降低的比率是禁令的執(zhí)行力度和民眾的燃放欲望之間博奕的結果。
問題是，可不可以有一種方式，既能降低安全事故的比率，又能讓老百姓像往常一樣釋放快樂呢？比如，新加坡為了給國民提供安全的燃放鞭炮條件，派出了警員、消防員、工商保安警員、救傷隊員、基層組織義工等人員對市民進行保護，甚至還有“幾名禮聘而來、擁有專業(yè)執(zhí)照的軍火專家”。
筆者以為，“禁放”必然對主張“熱熱鬧鬧過大年”的部分公民的利益造成損害，而在解禁的同時提供保護，則更有利于在節(jié)日氣氛與公共安全之間形成相對平衡的局面。
□止凡(杭州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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