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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檀
近日，一則消息令人動容，據新華網12月28日報道，海南近三千公職人員拖欠農村信用社貸款本息8157萬元，涉及鄉鎮黨政機關、工商、稅務、金融等多個部門，拖欠貸款時間最長的達18年之久，數額最大的本息達到722萬元�？紤]到公職人員在基層社會的示范效應，令人不能不擔憂農村整體信用環境。
農村信用社的錢拖欠不得，這是政府在體制內給農民安排的最后一道經濟屏障，其中90％以上的錢來自農民的小額存款，農民到買化肥、購良種等急需用錢時到信用社貸款救急。在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基層網點急劇收縮的情況下，農村信用社對三農的扶持作用不可小覷。這就相當于宋代王安石變法實行的青苗錢，農民在有余糧時質押給官府，青黃不接時，官府貸給農民幾兩銀子供其度過難關，以保證農民仍能從事正常經營活動，使農村社會保持穩定。經濟規律大同小異，千年前的王安石與現在的中外政府為了保證貸款的金融機構能夠正常運作，同樣都要收取利息，與商業利息比，無論是農村信用社還是青苗法的貸款利息都是比較低的。所以，從某一層面上說，農村信用合作社既是一個贏利機構，也是一個由政府與農民共同建立的金融自助機構。
但因為農村信用社屬于政府機構，到使王安石時代的青苗錢的弊端見于今日，雖然表現形式略有不同。一是此中錢本不由官府出，卻由官府管，碰到無良官員用了再說，農民也無奈他何；二是農村信用社本意是在賺錢維持經營的基礎上兼顧農民利益，其結果卻是國家填補虧空，而農民獲利不多。
此次農村信用社清欠風暴比較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是由各省政府主動刮起。這股清欠風始于2003年，原因在于這一年國務院印發《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的通知》，強調加快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開始在試點地區把農村信用社的管理權力下放到省區市一級，由省政府牽頭成立省級信用聯社或其他機構，負責農信社的管理。這就意味著，農信社的巨額債務將由省級政府承擔。省級政府認真核查之下，竟然發覺基層公務員是拖欠貸款的主力。這就出現了去年湖北省副省長出面召開電話會議，用“停職停薪”等鐵腕手段“逼迫”公務員清欠的局面。
即便如此，清欠效果仍不理想。因為農村基層信用社仍在基層政府的管理之下，海南省�？谑虚L流鎮“女能人”王轉金從1992年開始，先后在長流鎮農信社貸款300多萬元，成為�？谑型锨沸庞蒙缳J款第一大戶，而其后臺即為任該鎮副鎮長兼工商所長的丈夫，農信社不敢不貸款給當地實權官員的七大姑八大姨。
基層官員不還貸，使農村信用環境受到嚴重破壞，也嚴重傷害了農民感情。一個地區信用環境的好壞首先取決于當地官員的信用紀錄。要官員自覺建立良好的信用，從中國目前現實來看，最有效的莫過于以行政權力建立官員的個人信用紀錄體系，將誠信記錄列入公務員考核內容，作為其任免、獎懲依據。這一方法可以視作中國傳統行政傳統的延伸，雖能收一時之效，卻無長遠之功。王安石雖然鐵腕，最終無法抵抗制度性腐敗，變法以慘痛的失敗告終。時代不同，制度與方法也該與時俱進，為今之計，盡快建立農村信用社的明晰的符合現代化要求的產權體系，建立健全現代行政制度，將官員誠信紀錄列入行政指標嚴加考核，才是避免重走“王安石道路”的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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