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下江山欲帶走 國企教父淪落的另類邏輯

　　本報記者 張會來

　　12月28日，執掌中糧集團12年的周明臣因63歲高齡被宣布退休。而在此10天前，因涉嫌挪用公司超過3億元的巨額資金，伊利的董事長鄭俊懷(55歲)被公安機關刑拘。

　　這是國企教父淪落的兩種典型類型。一種是因年齡限制而“杯酒釋兵權”，另一種是 因“盜江山”而被迫“鋃鐺入獄”。

　　教父們的相繼淪落也昭示國家監管體制的失控。有人把國企教父稱為“打天下的丐幫長老”，地位很高而口袋很癟。這也正是國企人事制度的弊端。

　　江蘇省社科院的葉克林教授認為，“問題教父”的頻頻出現主要是企業家職業生涯的不確定性太多。關鍵是要建立企業家“短期激勵”和“長期激勵”相結合的綜合激勵機制。讓國企教父真正從政府官員轉化為“職業經理人”。

　　杯酒釋兵權

　　今年，一代國企強人開始上演“集體告別”一幕。周明臣、倪潤峰、趙新先、王之們孤獨的背影開始淡出企業的歷史舞臺……他們的退場，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隨著國企老總們的卸任，“教父式領導”也會成為一種永久的符號。但是，他們的歷程和經歷雖然各異，卻有著不同的結局。有人“天地逍遙自來去”，有人“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人卻“壯志未酬淚沾襟”……

　　在國資委“60歲退休”的杠桿下，教父被迫交出幾十年汗水澆灌的企業。也許，“杯酒釋兵權”是大多國企老總的最終結局。

　　2004年5月，62歲的長城計算機集團公司總經理王之，因超齡被國資委免去董事長一職。無獨有偶！今年5月，62歲的三九集團掌門人趙新先，也因超齡被國資委免去董事長一職。

　　國資委規定“60歲杠桿”的主要原因就是“形成思維定勢，難以超越”。在采訪中，很多高齡教父整天要面對一遍又一遍“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質疑。

　　當然，也有很多退休教父踏上了另一個更開闊的舞臺。如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總經理衛留成卻被中央任命為海南省委副書記。

　　像衛留成類型的教父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被迫“告老還鄉”。國資委規定的杠桿一天天逼近，他們根本不愿離開精心耕種的稻田，就開始了心態的“大轉彎”。

　　當然，也有老總不為經濟財產所動，一味“天地逍遙自來去”。雖然柳傳志把聯想的位子讓給了別人，但是，每當聯想有危難時，總會見他恰到好處的飄然而至。

　　從朝陽到夕陽

　　60歲知天命！而現年55歲的鄭俊懷卻是個“不知天命的年紀”。本應該在高管的位子上再多坐幾年，卻因為一時的糊涂而“提前”鋃鐺入獄。

　　12月17日，因涉嫌挪用公司超過3億的巨額資金用于個人營利，伊利的董事長鄭俊懷等5名高管被公安機關刑拘。一向以作風強硬聞名業界的鄭俊懷也落下淚來。

　　而在被捕的前幾天，鄭俊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還鏗鏘有力地說道：“我愿為伊利再干10年！”現在，他的這個愿望恐怕很難實現了。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從朝陽到夕陽，關鍵的就在于心態的變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離開了這樣高壓力的位子，也許鄭俊懷能更好地享受夕陽。

　　20年來，鄭俊懷一手把伊利養大。從原來固定資產只有40多萬元、年利稅不足5萬元的小廠發展成為全國大型乳品集團，凈資產增長了118倍，銷售收入增長了79倍，利潤和稅金分別增長了69倍和135倍。

　　把伊利當自己兒子喂養的鄭俊懷的確錯了。伊利不可能成為他的孩子。在“被拘”后，鄭俊懷說過：“我并不想做億萬富翁，但我像撫養孩子一樣陪伴企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當我不在這個職位上的時候，我只想和我的孩子保持一絲血脈聯系，僅此而已。”

　　可是，鄭俊懷“僅此而已”四個字，說得何其輕松，可他付出的代價又何其沉重。

　　專家認為，“朝陽”時的付出是艱辛的，但“夕陽”能否美好，關鍵在于企業教父們的心態。心態擺正了，沒有更多的思緒，肯定能享受“夕陽的美好”。

　　從“打江山”到“盜江山”

　　“打江山”的幾十年一晃即過，一些人卻殊途同歸。很多教父沾上了“經濟問題”，最終淚流滿面。于是，一系列的“盜江山”事件也呈現在我們面前……

　　鄭俊懷的“盜江山”只是今年的一個典范。也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20年養育的“兒子”最終把他推上了監獄的門口。

　　而最具典型的莫過于“褚時健”。現年76歲的褚時健，原云南玉溪紅塔煙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總裁，1998年因貪污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這個76歲的“有罪”老人，卻領導云南紅塔集團17年，創造利稅近千億元，并打造了一個無形資產價值400多億的紅塔山品牌。

　　“褚時健式”的人物還有很多。65歲的原廣東健力寶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李經緯，于2002年因涉嫌貪污被罷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63歲的原南德集團董事長牟其中，于2000年因信用證詐騙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壯志未酬淚沾襟”。他們曾擁有世人難以到達的高度，但他卻禁不住誘惑，伸手折下懸崖邊一枝嬌艷的花朵，最終失足跌入人生的谷底……

　　20年激蕩多變，無數企業家在轉型時期苦苦掙扎，他們的個性在沉浮中盡情地張揚或扭曲。他們上升或下墜時的尖叫聲，給后來者標識出暗礁和險阻所在。

　　教父價值與教父企業的弊端

　　企業教父被稱為企業的“一尊佛”。他們就像希臘神話中的伊卡羅斯(Icarus)一樣，他飛得太高了，以至于要仰視才行。他們在業界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這個企業和相關行業的發展態勢。

　　聯想的“教父”柳傳志曾坦言：“一是我改變了聯想的產權機制，二是形成了一套管理理念，搭班子定戰略帶隊伍，第三個就是如何選拔培養人才。”

　　而海爾的張瑞敏則說，他對海爾的影響，一是業績，二是對人的思維方式的改變。

　　相反，這也成為教父企業的最大的弊端———個人色彩較濃。由于企業深深打上了個人的烙印，于是企業就出現無人監管的權力真空地帶。這很大程度上易造成發展停滯和負債現象。

　　長虹的倪潤峰最喜歡《紅樓夢》里的王熙鳳，還認為“如果多給王熙鳳一點權力，就絕不是現在的王熙鳳”。長虹內部人士稱，倪潤峰絕對是一個領導典范，他的強勢、非常手段、個人魅力，都令人欽佩，這是一個頗具破壞性的領導者，他蔑視游戲規則，無情地顛覆游戲規則，他擅長以自己的方式重建新規則。

　　亟待建立“長期激勵”機制

　　國企老總的相繼“落幕”，也預示隨著國企新一輪改革的深化，中央和地方國資委對大型國企人事調整的大幕也在徐徐拉開。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政府監管體制的失效，一定程度存在著企業家與官員的默契、放縱現象。

　　一直以來，人們把國企和國企老總比喻為“富廟窮方丈”。老體制下的國企負責人，不管創造利潤多少、管理企業多大，其工資要按相應的行政級別來拿。

　　江蘇省社科院的葉克林教授認為，企業家是有“職業生涯”的人。他們覺得自己的職業生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于是就出現一系列的“過度”行為。固然某些企業家價值觀有缺陷，但更多的應從問題體制上找漏洞。“不應只打紙老虎，更要找出萬惡之源的體制”，葉克林教授強調。

　　“問題教父”是社會轉型時期的一種普遍現象。它不是企業家所特有的，而是整個社會經濟轉軌期的必然產物。

　　“國企改制MBO被叫停后，國企改制又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葉克林稱。MBO不能搞，國資委的“管人”職能就被無形的掩蓋起來。這樣企業家的“長期激勵”將無限期延后。

　　幾年來，國企改制嘗試從承包制走到年薪制，但這都是“短期激勵”行為。葉克林認為，企業家為短期利益鋌而走險主要是國家“長期激勵”的空缺。企業家也是有“職業生涯”的人，他們的要求就是把自己與企業長期捆綁在一起。

　　葉克林建議，目前國家主管的監管，關鍵是建立“短期激勵”和“長期激勵”相結合的綜合激勵機制。讓國企教父真正從政府官員轉化為“職業經理人”，充分體現企業家的社會價值。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