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水稻背后的力量平衡

　　李翔 云南報道

　　10月16日一大早，昆明世博園外，幾個綠色和平組織的工作人員抬出一個扎得極為可愛的稻草人。稻草人張開雙臂，似乎要阻止什么事情的發生。傳統的稻草人是為了阻止鳥類啄食農田中的作物，而綠色和平組織的這個稻草人和這次以稻草人為標志的活動——“稻米之路：云南生態農業巡游”——目的卻是為了阻止對稻田的改變。可能具有的巨大商業利潤 、科學上的誘惑力、甚至對一個國家糧食產量和外貿的巨大影響，使轉基因水稻的支持者們熱衷于改變實驗室之外的稻田。

　　“通過參與轉基因研究的科學家，綠色和平組織得知，農業部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已經收到轉基因稻米的商業化生產申請。” 綠色和平組織可持續農業與食品安全項目經理施鵬翔對記者說。

　　“但是我們仍然不知道正在申請的是哪種轉基因稻米，是哪家公司等具體情況。”“中國的法律不要求公布這些我們認為公眾有權利得知的東西。”

　　施鵬翔向記者解釋根據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申請被批準需要經歷的步驟，“轉基因稻米最快可以在2005年進行商業化生產。”

　　科學家的分歧

　　在“稻米之路：云南生態農業巡游”活動之一“中國稻米之路”研討會上，根據自己的研究結果發表意見的五位學者中，來自中國農科院作物資源品種研究所的研究員楊慶文博士似乎是認為轉基因水稻商業種植并不那么面目可憎的惟一一位專家。在同記者的交談中，楊不斷對記者說“科學家根據自己的研究要有科學的態度，盡管可能有分歧”。

　　楊慶文主要從事野生稻種資源保護與可持續利用、農業野生植物原生環境保護技術研究，目前主持的項目中包括國家轉基因作物研究專項。他在研討會上的發言認為：30米到50米的隔離帶可以預防轉基因稻種和尋常稻種之間的基因流失風險。基因流失風險通常是反對轉基因作物種植的最有力論據之一，反對者們認為轉基因作物的基因流失會威脅到生物多樣性。

　　來自國家環保總局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薛達元博士認為：“轉基因作物與其野生親緣種間的基因流動是轉基因作物釋放后可能帶來風險的重要方面。”而轉基因在野生種群間的固定將導致野生等位基因的丟失，從而造成遺傳多樣性的喪失。

　　薛達元是以一個風險強調者的身份出現的。在他提供給記者的報告中，他指出，轉基因作物種植后可能導致的生態學潛在風險包括：基因流逃逸風險、對土壤生態系統以及生物化學循環的影響風險、產生新病毒的風險、害蟲抗性進化的風險等七個風險。

　　更大的分歧在于是否贊成轉基因水稻的商業推廣。

　　黃季焜，一位并未應邀參加這次活動的科學家的名字被屢屢提及。在中國農業大學的一次演講中，黃季焜提出，發展轉基因農作物符合國家利益。黃現任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科學家。“假設轉基因棉花和水稻同時商業化，在增加的總福利中，除46%歸生產者(農民)外，國內大米消費者、紡織業、科研和技術推廣部門、食品加工業和貿易部門、國外的消費者都將從中獲益。” 黃季焜還特意提到：推遲產業化的政策成本則會呈逐年上升的趨勢。　

　　而綠色和平組織和一些媒體人士則指責科學家的分歧背后存在著利益糾葛。

　　對一些支持轉基因作物商業推廣的科學家的懷疑情緒彌漫在整個活動的間隙，最常聽到的說法是：很多此類科學家擁有了自己的公司；一些科學家說中國需要自己的孟山都(Monsanto)和先正達(Syngenta)，而在綠色和平組織看來這些跨國公司依靠剝削農民而謀取利潤。一個比較客觀的針對黃季焜的指責是，黃的一些研究項目是獲得孟山都公司資金支持的，這個指責來自于薛達元。

　　位于杭州的中國水稻研究所是中國最早開始研究轉基因水稻的研究機構之一，一位批評者指出，中國水稻研究所的轉基因水稻專利都是用科學家個人名字注冊的。

　　這很容易讓人想起抗癌藥“泰素”的例子：泰素是美國國家衛生院推出的新產品——這個衛生院耗費了納稅人3100萬美元，但是醫藥公司百時美施貴寶公司很快就得到了這款藥品有效化學成分的分子式，幾乎沒有付出代價。而每一位患者要為一個療程的這類藥支付1萬美元到1.5萬美元的費用。

　　轉基因的推動力量

　　科學家是推動轉基因研究和推廣的一支重要力量，薛達元承認，他一直在呼吁應當加強對轉基因風險的研究。在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薛達元說自己并不否定對轉基因的研究，也不是只主張要把轉基因局限在實驗室中，只是強調要加強對轉基因作物風險的研究。“這兩方面的力量是不對稱的。研究轉基因的國家經費要用億元來做單位計算，而研究轉基因可能帶來的風險的經費則只有區區幾百萬。”他說。

　　商業力量被認為是無堅不摧的。紅河州甲寅鄉的鄧副鄉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向記者描述了當年雜交水稻的推廣過程：由于有政府力量介入推廣，因此很多農民不得已從鄉政府領來雜交水稻的種子，在回家的路上則都把種子丟到路上。

　　現在，雜交水稻比農民自己培育的稻種高50%的產量這個誘惑，讓所有農民今天都在適宜種植雜交水稻的稻田種植它，即使雜交水稻的種子必須向種子公司購買，價錢46元一公斤的雜交水稻種子比起常規稻種種子幾塊錢一公斤高出十倍。

　　商業的力量往往可以使轉基因作物在開始時以一種誘人的多贏面目出現：農民可以減少投入，提高產量；公司可以獲取利潤；消費者可以低價獲取商品。但是這種商業邏輯被綠色和平組織斥責為公司的陰謀。

　　施鵬翔說：“轉基因種子公司往往同時也是農藥公司。因此轉基因種子公司的種子抵抗的正是自己公司生產的農藥。”節約下來的成本，長期來看往往被用來支付專利費用、種子費用，而且，由于害蟲和雜草的抗性的變化，農戶還必須不斷更換新的轉基因種子，他說。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說法或許走向另一極端。薛達元對記者說，根據對已經大規模種植的抗蟲棉的調查表明，轉基因棉花目前在中國的種植仍然是利大于弊的，只不過令人遺憾的是人們對“弊”的了解太少，而只注意到了“利”的一面。

　　在推動轉基因技術研究和推廣中，一些跨國公司格外引人注目：孟山都(Monsanto)、先正達(Syngenta)、拜耳(Bayer)等六家跨國公司已經控制了全球98%的轉基因農產品市場。

　　“一些政府部門的力量也在推動轉基因的研究和推廣，比如科技部、農業部。”薛達元說。

　　“我想說的是，你們這些科學家不能夠僅僅考慮科學研究和它會帶來的榮譽與收益，還要更多的考慮一些社會責任問題。”來自《瞭望》雜志的一位記者向中國農科院作物資源品種研究所的研究員楊慶文博士發難。隨后，更多激烈的指責指向那些贊成轉基因稻米推廣的科學家和公司們。雖然這種激烈的態度未必是綠色和平組織(中國)所歡迎的，但是贏得媒體的支持，從而引起決策層的注意，正是綠色和平組織(中國)希望借助的力量。

　　為什么關注轉基因

　　隨著綠色和平組織和一些其他環保人士的努力，轉基因的問題終于不再局限在科學家之間的爭論中，消費者也開始關心自己隨時可能接觸到的轉基因食品、轉基因用品的安全性，甚至轉基因作物可能對我們生活的地球的影響。不過在我們看來，關于轉基因的爭論有值得我們關注的另外一個層面。對于轉基因，科學家的力量和公司的商業力量往往容易結合，這種單方面的力量可以對政府決策產生很大影響。但是現在，新的力量的出現將會改變這種力量失衡的狀態。這種新的力量——以綠色和平組織為代表的非政府組織為例，他們試圖從民間尋找支持，他們試圖促使政府更加認真的考慮決策后果，他們想把關于轉基因的爭論從精英的博弈擴展到大眾層面的討論——從科學家、政府官員、大公司關心的事情變成消費者和農民也關心的事情。

　　也許結局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今后聽到的不再是一家之言，而是多種力量爭相表明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從而促使一個政府決策或一個商業行為能夠兼容各個方面的利益，這就是力量平衡的意義，也是我們關注轉基因的另外一層原因。

　　我們很高興能夠記錄這一切、觀察這一切，這是我們的職責，也是我們的榮幸，也許有偏頗，但我們在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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