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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發芾
12月25日，在北京大學第七屆“光華新年論壇”上，經濟學教授厲以寧稱不能簡單地利用稅收殺富濟貧，靠實行高稅率把富人降為中產者很不足取，必須堅決摒棄。“殺富”的結果，只會使剛剛步入中產者行列的人群感到驚慌，使本來可能成為中產者的人們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繼續致富。(12月27日《華夏時報》)
報道中，厲教授所指的富人，有時指中產者，有時又指富人(即中產者之上更富的人)。如此混淆概念本身就有問題。習慣上，學界都是按財富擁有程度，將社會階層分為財富頂端的富人、中間狀態的中產者和底層無產者。我國現在的財富擁有者結構，是兩頭大中間小，兩極分化嚴重，所以，要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殺富濟貧”，達到社會財富擁有者結構兩頭小、中間大的理想狀態。因此，“殺富濟貧”的富人，指的并非中產者，而是比中產者更有錢的人。
以稅收“殺富濟貧”調節社會收入分配，是政府職能極為重要的方面，當然，這并不是政府可以采取的惟一手段。厲教授對“殺富濟貧”的指責，抽象地看似乎有理，但具體到中國實際，卻沒有道理。因為中國目前的稅收制度，存在著“殺貧濟富”的現實問題，而不是“殺富濟貧”問題。
任何國家向人們課稅，都主要采用三種方法：按收入課征、按財產課征、按消費課征。三種不同的課稅方法，尤其三種方法之間的結構比例對社會財富分配的影響是不同的。認真分析，可以看出，我們目前的稅收制度和結構，是“殺貧濟富”而不是“殺富濟貧”。
財產稅方面，針對個人征收的房產稅、遺產稅、贈與稅都是直接稅，不易轉嫁，會起到調節分配的作用，國外都普遍實行，但我國目前并沒有開征。按收入課稅的所得稅，征稅比例實行分級累進制，是富者多負擔，貧者少負擔或不負擔，在國外甚至有負所得稅，即收入達不到起征點，國家要對個人予以補貼。累進稅率(即收入越多，邊際稅率越高)的所得稅具有調節貧富并合理負擔的功能，但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能夠征收到的也就是工薪收入，對于稅務部門難以監控的其他收入難以征收，而巨富們的收入恰恰多為這類收入，逃稅極為方便，因而也極為嚴重。
由于目前的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是收入800元，個人所得稅在中國主要由收入并不很高的工薪人員負擔。另外還有農業稅，雖然以所得稅對待，但既不扣除成本，又不按照月收入800元起征，更是極不合理。雖然現在各地都在減免農業稅，但是，完全取消的還少。再看從消費環節征收的流轉稅。流轉稅是間接稅，極易轉嫁，因此，消費者在消費中都承擔了稅賦，而這種稅種是比例稅率，窮人富人承擔的稅率是一樣的，并不體現負擔能力強多納稅的原則，調節功能很弱。
這就是說，從中國的稅制結構看，具有真正調節收入分配功能的財產稅(房產、遺產、贈與稅等)并沒有征收，對富人極為有利；個人所得稅有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但這種稅賦主要落在大多并不富裕的納稅人頭上，等于是“殺貧濟富”；占稅收收入絕大多數的流轉稅(商品稅、營業稅、關稅等)，卻并不具有收入調節功能，與以累進稅率所得稅為主的國家相比，我國的比例稅率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對窮人更為不利，也不公。
對于這種有強烈“殺貧濟富”色彩的稅制結構，應該予以改革。反對“殺富濟貧”，反對改革呼聲，就是要繼續維持這種對相對貧困者不利的稅收制度安排。不管這種說法聽起來有多少理由，都是站在富人的立場上維護富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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