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

　　本報記者 王爾山

　　廣州報道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2001年1月11日，拉姆斯菲爾德在美國國會為確認他的國防部長提名而舉行的聽證會上樣說。對于即將執(zhí)掌美國政府的“火神派”，這也是他 們共同的看法。

　　當時他們相信最大的不同是冷戰(zhàn)結束了，美國成為全球惟一超級大國，卻不知道更大的改變還在后面。

　　按照美國國際戰(zhàn)略研究中心訪問學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在《火神派崛起》一書的說法，9·１1事件是一個轉折點；以前“火神派”在政府工作的時候，經常受到一些老規(guī)矩的掣肘，而9·１1事件作為一個全新的局面，本來就沒有現(xiàn)成規(guī)矩可以遵循，這給了他們一個最充分的理由，從此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受到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中國政策在過去4年出現(xiàn)了一個明顯的從競爭轉向合作的過程。上任之初，布什把中國稱為“戰(zhàn)略競爭者”，賴斯也說布什政府預計可能跟中國發(fā)生沖突，只是希望沖突來得早一些，最好是在上任第一年，即2001年，然后盡快解決，從此不必操心。

　　曾經擔任克林頓政府副助理國務卿的謝淑麗(Susan Shirk)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這屬于每個新總統(tǒng)都要經歷的一個學習過程，因為他們都想將自己跟前任區(qū)別開來，顯示自己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而中國成為一個非常方便的目標。基本上他們總是先對中國來一點硬的，然后發(fā)現(xiàn)這沒用，卻有反作用，最終承認兩國只有合作才能解決許多重大國際問題，回到合作的軌道上來。看上去每個新總統(tǒng)都有自己的方式完成這個學習過程，謝淑麗說。

　　9·１1事件大大加速了這個學習過程，反恐戰(zhàn)爭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優(yōu)先處理項目。與此相適應，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邁克爾·奧漢倫(Michael O＇Hanlon)在接受本報記者書面采訪時指出，在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美國不會放棄單邊主義，但具體做法可能有所緩和，畢竟伊拉克是一個特例，美國無論從軍事力量和國際環(huán)境考慮都沒有條件在其他地方照搬他們的伊拉克政策，一意孤行發(fā)動戰(zhàn)爭。另方面，新任國務卿賴斯與布什關系極其密切，他說，雖然我們不知道她屬于強硬派還是溫和派，但要指望她改變現(xiàn)有政策顯然不切實際，尤其在布什固執(zhí)己見的領域不可能提出疑問。按照這個邏輯，在中國政策上，奧漢倫認為她會延續(xù)鮑威爾的做法，致力跟中國發(fā)展良好雙邊關系；這不僅是布什的非常清晰的政策，而且按照《火神派崛起》的描述，也是賴斯自己的立場。

　　今年12月，美國加州大學圣迭哥分校國際關系與亞太研究學院教授謝淑麗和英國蘇塞克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史蒂芬·伯曼(Stephen Burman)分別接受本報記者采訪，闡述他們對美國未來4年中國政策走向的看法。

　　臺灣問題仍是最大挑戰(zhàn)

　　《21世紀》：布什總統(tǒng)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會有什么變化，具體而言鮑威爾辭職和賴斯繼任意味著什么？

　　謝淑麗：這意味著連續(xù)性。換句話說，我們看見的總統(tǒng)班底還是那些人，比如拉姆斯菲爾德、賴斯、哈德利(賴斯原來的助手)，等等，他們都在，就少了一個國務卿鮑威爾而已。關鍵是這個團隊沒有引進一張新面孔。因此我預計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將保持連續(xù)性，從第一任期延續(xù)下去。

　　《21世紀》：你認為成功取得連任會對布什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產生什么影響，他會不會繼續(xù)先發(fā)制人的單邊主義做法，越發(fā)沒有顧忌，還是因為面對反恐戰(zhàn)爭和伊拉克這樣一些需要國際合作的問題而變得有所克制？

　　謝淑麗：關鍵在于我們現(xiàn)在面對的問題已經夠我們忙的了，資源調配也越來越緊張，所以我非常懷疑布什會在第二任期挑起任何新的問題。但有些事情是我們無法預計的，比如恐怖組織可能滲透到哪些國家，是不是已經困在伊拉克，會不會進入北非和南美地區(qū)并在那里建立基地，如果真是這樣，美國當然要跟有關國家及其鄰國考慮怎樣合作采取行動。

　　《21世紀》：能不能說恐怖主義成了公認的共同敵人，把各國聯(lián)系起來？

　　謝淑麗：確實如此，只不過在美中關系領域還沒到兩國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的地步，畢竟兩國情況不同，美國處在反恐前線，反恐被列為頭等大事，但中國不在前線，巴基斯坦才算前線。當然，我還是認為布什政府為了避免引發(fā)新的問題，愿意跟中國維持良好關系。也是出于這個理由，我認為關鍵在于中國可以繼續(xù)支持反恐行動，因為美國跟中國在聯(lián)合國進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紀》：未來4年美中關系最大的挑戰(zhàn)是什么？

　　謝淑麗：當然還是臺灣問題。我的預計是布什政府仍將繼續(xù)克制任何一位臺灣領導人走向獨立的企圖，同時繼續(xù)勸服北京不要動用武力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布什政府發(fā)表的一系列言論很有意思，大家應該都留意到了，比如最近臺灣打算來一個“去中國化”的更名，北京就發(fā)表態(tài)度強硬的批評，布什政府接著也發(fā)表聲明表示反對。這是一個新的現(xiàn)象，以前很少見。所以我認為現(xiàn)在的問題在于美國是不是說說而已，雖然總統(tǒng)聲明本身也很有說服力，足以表明美國愿意穩(wěn)定局勢，解決問題。

　　《21世紀》：在你看來，賴斯會不會延續(xù)鮑威爾的做法，致力跟中國發(fā)展更緊密的關系？

　　謝淑麗：會的，因為這跟個性無關，甚至跟總統(tǒng)的個人偏好也沒關系，而是當前美國所處國際局勢的一種反映。未來4年，美國外交政策的焦點仍將是恐怖主義，以及穩(wěn)定伊拉克問題，大概還會涉及其他一些國家，如果恐怖主義滲透到那里的話。面對這些挑戰(zhàn)，我不認為布什政府會有給美中關系降溫的動機，跟中國合作將被看作一種有效方式，不僅可以避免引發(fā)更多問題，還能共同處理現(xiàn)有問題。因此，焦點不是把中國看作長期的威脅，而是放在如何應付像恐怖主義這樣更緊迫的威脅。這種狀況在第二任期仍將繼續(xù)，相應地，跟中國保持良好關系的愿望也會持續(xù)。

　　中國崛起不可避免

　　《21世紀》：一般而言，美國怎樣看待中國崛起？

　　謝淑麗：我覺得大家漸漸地不再把中國當作一種安全上的威脅，因為我前面也提到，大家更關注一些更緊迫的威脅，即恐怖主義和核擴散國家。他們更多地會把中國看作一種經濟上的威脅，是一個經濟上的對手，這是有道理的，大概就跟他們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擔心日本崛起差不多。這種顧慮可能會在政治上引起摩擦，但應該還是可以控制的。同時，大家漸漸意識到兩國經濟存在高度的相互依賴性。

　　伯曼：布什政府對中國的態(tài)度有相當大的變化。執(zhí)政之初，他對中國的態(tài)度是很有進攻性的，認為有必要壓制中國的勢力，而之前的克林頓更愿意致力將中國納入世界經濟和政治框架。我的看法是，在布什執(zhí)政期間，美國意識到中國的實力越來越強是不可避免的，而一個國家的強大當然會讓目前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那個國家擔心。

　　最好的對策就是在貿易和世界貿易組織事務等方面接納中國，讓中國也參與，同時制訂不那么容易引起沖突的政策——當然這也可能發(fā)生變化，比如臺灣問題，誰也無法預測局勢會不會突然惡化。不過，我的觀點是目前而言美國的政策其實還是承認中國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基礎上希望將這個趨勢引向建設性的積極的方向，而不是跟中國發(fā)生沖突，壓制中國崛起。但在這個框架里他們仍將繼續(xù)玩他們的雙重政治博弈。

　　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中國正在跟許多國家進行原料交易，包括石油和其他基本原料，而中國的觸角也進入中東、南美，還有前蘇聯(lián)地區(qū)，而我認為美國對這種不在自己勢力范圍的聯(lián)系已經警覺起來。一個原因當然是原料價格由于中國需求增加而上漲，這會在不同方面對美元以及美國經濟產生威脅，但我不太清楚美國會不會做出有效的回應，我只是覺得他們在這些問題上仍將延續(xù)接受對方并與之適應的政策，而不是對抗。

　　《21世紀》：一些英國學者主張將中國當作新的共同敵人，從而將美國和歐洲的大西洋聯(lián)盟再度鞏固，你覺得美國是不是也有同樣的考慮？

　　伯曼：我覺得他們已經過了這個階段。他們確實這樣想過，最起碼，第一任期的布什政府就有人把中國看作取代蘇聯(lián)的新冷戰(zhàn)敵人，可以鞏固西方國家的聯(lián)盟，把歐洲拉回美國這邊，所以他們要妖魔化中國，把中國當作蘇聯(lián)那樣的威脅。雖然這種想法還沒消失，但我不相信它還是那么強烈，我也不認為歐洲愿意跟在美國后面，把中國看作一種威脅。相反，歐洲認為自己正跟美國競爭，都想對中國形成更大影響。所以你會看到一種策略博弈，歐洲、幾年以后一定程度上的俄羅斯以及中國都在試圖接受對方并互相適應。美國如果以為只要妖魔化中國就能把西方整個拉到自己這邊，那是不會成功的，歐洲不會跟隨美國，這跟冷戰(zhàn)時期對抗蘇聯(lián)不同。美國也意識到這一點，所以，盡管他們可能還會做那樣一些嘗試，但我不相信他們仍然認為那是必然選擇。現(xiàn)在的國際政治局勢如此復雜，是冷戰(zhàn)時期的二元架構所無法比擬的，我真的不相信我們還會回到過去的老路上去，我不認為歐洲和俄羅斯還會跟在美國后面，玩美中對抗的博弈。

　　《21世紀》：今年12月歐洲再次討論是否解除對華軍售禁令能不能看作這些變化的一部分，當時美國警告歐洲不要單方面解除禁令。

　　伯曼：是的，軍售問題到了美國那里總是變得很棘手，因為他們在這個產業(yè)占有統(tǒng)治地位，他們想保持這種地位，他們列出政策，具體規(guī)定對誰可以出售武器，對誰就不可以。但我覺得他們就是基于政治理由而采取一些短期禁令而已，是一種戰(zhàn)術武器，不可能作為戰(zhàn)略武器，變成一個重要的長期政策。畢竟他們有那么大一個軍工產業(yè)，軍售是一門很大的生意，他們必須考慮到這一點。加上還有間接方式進行的軍售，哪怕你不打算賣給這個國家，人家仍然有可能從其他國家得到你生產的武器，因此我不認為軍售禁令就是一個多么有效的武器。雖然大家覺得這是黑白分明的決策，很重視，但它也是可以變的，今天出于某種原因禁了，也許過不了多久就出于其他原因而恢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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