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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羽
奇談年年有，今日尤其多。近來，一群經濟學家聚會“研討”彩票，竟有人提出可以在中國內地放開搞活博彩業(yè)。理由是：與其讓近500億人民幣的“銀子”流往境外賭場，讓人家賺了個盆滿缽滿，還不如在中國內地某處開場設局，使咱們那些窮哥兒們盡快致富。這也算是一種肥水不流外人田吧。
500億人民幣當然不是一個小數(shù)字。據(jù)說前幾年國家在稅費改革之前從農民身上征收的農業(yè)稅和農業(yè)特產稅的數(shù)額就相當于這個數(shù)額。可見，如果一項事業(yè)能為社會產生這樣巨額的財富當然是一種好事。但是，問題在于這是一項什么樣的事業(yè)？是賭博、是一種將會造成社會巨大危害的千年惡習和陋習!
賭博，就是中華民族的陋習之一。而且，由于千年的延續(xù)它一度成為了民族的劣根。要知道，一種壞東西乍一出現(xiàn)，人們還有警惕性和防御性,但如果由于時間長久、參眾廣泛、司空見慣，再加上有權有勢者的明里暗里推波助瀾，壞東西就會逐漸演變成習俗，糟粕化入劣根，人們就會失去警覺，而變得熟視無睹、麻木不仁、毫無抵御能力了。經濟學家公開討論開賭設局，并且以防止資金外流為由而大言不慚，就是這種“古之糟粕成今之精華”的麻木典型。
中國的賭博業(yè)已存在數(shù)千年。孔夫子就曾無可奈何地說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論語.陽貨》)。但這種“戲而取人財”的賭博之技，真正發(fā)達起來還是在封建社會走下坡路時。至宋代時期，賭博與色情成了支撐帝國的重要經濟支柱。而當封建社會進入垂暮之年的明清時期，社會各方面已出現(xiàn)許多末世征兆，其表現(xiàn)之一就是賭博業(yè)的猖獗。至清代末年此惡習更是一發(fā)而不可收拾，“上自宮廷閥閱，下至肩輿負販之流，凡舟車狹巷，輒聞錚錚然聲相答也。”
1949年，冰河初開。在共和國的草創(chuàng)年月里，賭博業(yè)就在政府的嚴厲取締下徹底被消滅。這項壯舉、義舉與善舉，與取消色情業(yè)一樣，得到萬民稱頌，使無數(shù)在這種陋習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家庭得以幸存，使無數(shù)癡迷此道、貧病交加的中國人獲得了拯救。令人遺憾又痛心的是，如今在中國內地賭博又大有死灰復燃之勢。甚至出現(xiàn)了普通金融業(yè)職員攜300萬公款豪賭，某地高官在賭場輸?shù)魯?shù)百萬國有資金而鋃鐺入獄的事件。
開賭設局借以收回巨額資金的議論，純屬一派胡言。照此論辦理，損害的只能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摧毀的只能是我們民族的“浩然之氣”和精神基礎。以滿足丑惡陋習的需求來促進經濟發(fā)展的奇談的產生，不僅是某些經濟學家的恥辱、荒唐，而且是誤國誤民誤族之策，萬不可行。如果以短期的經濟效益而“障目”，不見可持續(xù)健康發(fā)展之泰山，色情業(yè)是否也同樣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如此，還有什么長久的國運可談呢?
這絕非是驚人之語。君不見前幾日在某些報端不是正在“嚴肅”地討論“農民工進城后的性饑餓”問題嗎？事情雖然是出自北京某區(qū)的一次掃黃行動：正在看黃片的農民工聞警察來便奪路而逃，有逃跑者慌不擇路落糞池而亡 ，于是一些小報開始“關注”農民工進城后會出現(xiàn)的性饑餓。如果我們照此推理下去，就會自然而然得出這樣的結論：要解除幾千萬男性農民工進城的性饑餓，或為他們找法定配偶，并解決相應的戶口、婚姻、配偶的工作、子女的入托上學以及住房等一系列相關問題；或者就干脆同意他們“配置”臨時的“性伙伴”，那將是什么？明眼人一看即知：那是色情服務,就是職業(yè)娼妓。
從單純的機械的經濟效益觀點出發(fā)去配置社會的各類資源，就會得出如此荒謬、如此有害的結論。這是經濟學家自身的悲哀、偽經濟學的變種，還是經濟動物的本能要求罩上了一個學術的光環(huán)呢？假若賭博、色情都可以只從經濟收益的角度去考慮而予以開禁，那么吸毒、販毒不是更具有極大的物質誘惑力嗎？
總之，筆者希望我們的經濟學家要成為民族進步的明燈，而不要成為經濟動物、成為以滿足惡習促經濟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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