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能否換稱客工 農民工生存七鏡頭亟待關注

　　元旦、春節即將來臨，記者前兩天偶然看到一位來寧民工兄弟的每月收支賬。在那本幾乎看不清封面是什么的練習本上這樣寫道：總收入770元，房租50元，飯錢140元，油、鹽、紙錢30元，煙錢20元，兒子的生活費200元，給老婆買件衣服20元，寄回家150元，給母親看病寄去160元。這位民工兄弟說，這是滿打滿算的賬，如果老板再克扣一點，那只有省自己的飯錢了。

　　當您張燈結彩享受新年的氣氛時，當您添衣置家忙碌得連眼神都含笑時，可曾想到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有這么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離開家人，從故土摸索著來到遙遠而陌生的城市，在塵土飛揚的建筑工地、剛剛破曉的菜市場、又臟又亂的廢品回收站……他們無聲的勞作著，忍受著身心的寂寞，只期望這里有稍好一點的“收成”。經過連日調查，記者希望通過一些事件來展示民工們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態，通過與部分專家的對話，希望引起社會對這一特殊群體更多的關注。

　　鏡頭一：民工入住高檔小區被抵制

　　11月18日，在蘇州天熹大廈做鋼筋工的14位民工，搬進大廈開發商在工地附近的銀橋小區為他們租的民房時，被同一單元的業主們擋在門外。

　　銀橋小區地處蘇州中心區域，小區內還造了幾幢別墅。據民工們介紹，11月18日，他們拉著鐵架床到小區樓下時，同一單元的其他幾位業主卻聯合抵制他們搬進來，他們只得再把床拉回工地。第二天，經過房東與中介協調，民工們才得以把床搬進了新家。為了不影響業主，大家都是在工地上吃飯、洗澡，每天回到家就睡覺，連打牌之類的消遣都沒有。

　　“我們這么做不是針對民工，而是要跟房東討說法。”居民沈女士解釋說，“這些民工住進來以后，當晚防盜門就壞了，樓道燈的按鈕也弄得亂七八糟，連下水道都堵了。”

　　業主們認為，房東出租房子應該有所選擇，民工流動性很強，出于安全考慮，他們不希望看到這么多民工住在身邊。“應該在郊區租一些獨立院落的房子，把民工安排在一起，而不是和我們同住到居民區里。”

　　包工頭李合全告訴記者，其實鄰居反對他們的理由，就是他們人數多、衛生不好、不安全。至于居民提出的防盜門壞掉、下水道堵塞等說法，李合全覺得很可笑：“門早就不靈了。房間里直到21日才來水，之前根本就沒水用。”

　　民工周尊利毫不掩飾心中的氣憤：“以前住工棚，天一冷風颼颼地往被窩里鉆。這里條件好多了，可是心情卻不好。不過我們只住兩個月，等到年前工程結束就搬走。”

　　思考：觀念改變始自城市管理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春光說：“城市并沒有真正接納這些外來者。他們遠離家鄉和親人，從事高強度勞動，遭受歧視，缺乏適齡性伴侶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島上一樣。”

　　南京理工大學社會學者應爾玉教授說，農民為了生計，從農村來到城市，出的是苦力，干的是臟活累活，收入不多，但對城市建設、對方便城市居民生活貢獻很大，可城里人對民工的歧視卻有增無減。有消息說，某市為維護社會治安，有關部門和公安機關在農民工集中的幾家建筑工地清查盲流。這種歧視赤裸裸透露出“媚富貶窮”的價值取向，它對我們倡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一種巨大的傷害。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農民工暫時離開農村且生活在城市，但他們并沒有作為一個平等的群體融入城市社區。他們生活在城市和鄉村之間的旅途上，這種“夾心狀態”嚴重影響著他們作為一個群體的心態。他們對其農村家庭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經濟支持和其他幫助，同時又因不回家、情感弱化、觀念沖突、子女照顧不足、家庭解體等，使家庭成員哀怒不已。他們似乎正在離開農村而步向城市。然而，作為城市的新移民，他們處于城市的最底層，無法滿足如城里人般的生理、安全、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要。農民工是城市社區的平等元素，城市有責任保障其各項權利。

　　據中國企業聯合會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我國已有9820萬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使中國工人階級結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農民工融入城市已成大勢。

　　應爾玉說，尊重民工的勞動，其實也是尊重我們自己，愛護他們，就等于愛護我們的城市！人人都向往得到尊重，人人都應該得到尊重。社會對民工的尊重，不能僅僅體現在語言上，更重要的是在行動上。我們的政府和工會雖然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歧視的現象仍然屢見不鮮，年年出現的欠薪問題、“黑心”老板、“黑職介”屢禁不止，成為城市帶給民工的“硬傷”。這不僅需要國家有關部門一如既往的努力，還需要每一個城市公民樹立起真正尊重民工的意識。城市管理者要從思想觀念上給農民工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有個明確、穩定的定位。

　　鏡頭二：枯燥乏味的業余生活

　　前天是星期天，盡管刮很大的風，天空還飄著雪，但是在鼓樓廣場，三三兩兩的民工聚在一起，不知道在爭論些什么；有的則蹲在路邊，向路過的漂亮女孩吹口哨。來自江西的民工彭衛告訴記者，自己在附近一家工地干活，今天休息沒什么去處，只有呆在這里熬時間。

　　當天中午，記者來到位于衛崗龍宮路的一處民工宿舍，宿舍里的人都在附近一家化纖廠干活。記者站在門口就聽見爭論的聲音，進去一看，10來個民工正在玩撲克。來自江蘇泗陽的老李，來南京已經很多年了，一直在工地干活。“沒事干，出去玩又沒錢，只好打打牌了。”記者注意到，這個民工宿舍里只有一臺袖珍的黑白電視機，收看的節目在屏幕上糊成一片。

　　當晚8時，天刮著大風，記者來到位于江東南路的一處工地，這里的民工住在臨近工地的民房里，低矮臟亂。在幾家看上去并不干凈的小飲食店，三五成群的年輕民工聚一塊猜拳喝酒，桌上有幾瓶啤酒和幾盤諸如花生米之類花錢不多的小菜。飲食店旁惟一的娛樂設施是一張破舊不堪的臺球桌，五毛錢一局，一大群民工圍著球桌，一站就是幾個小時。

　　思考：雇傭單位應承擔責任

　　南京都市心理咨詢中心周正猷教授表示，城市中的文化設施和休閑場所雖然已經比較豐富，但大多是為城市居民準備和設置的，農民工無法享用，難以參與到城市的文化生活中來。這種情況的出現，與農民工自身的文化與經濟條件制約有關，在短期內很難有很大改觀。因為從根本上來說，改變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匱乏問題的途徑，是他們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但這并不意味著，城市在這個問題上就只能無所作為。對于農民工來說，目前比較現實的業余文化生活主要就是看看電視，但即使這一簡單的要求，現在也不是多數民工都能夠享受到的。周正猷認為，在盡可能改善農民工的文化生活方面，雇傭單位應該承擔責任，可以將農民工文化生活消費的費用計入生產成本，政府對單位進行法規和制度上的制約。

　　另外，目前在各個行業從業的農民工，呈現出很強的地域性，很多農民工也傾向于和老鄉聯系。針對這種情況，不少地方已經開始在農民工中發展工會、打工者之家等各種組織，這些組織在豐富農民工的文化生活方面還是能起到積極作用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推出《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稱，農民工作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國家和社會有責任保障該群體的各種權益，尤其是他們極度匱乏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更應提到采取切實措施的日程上來。

　　鏡頭三：民工深夜遭遇圍毆

　　9月7日晚9時30分，從南京市建寧路292號的拆遷房內傳出陣陣打鬧聲，繼而，一人手捂著正往外流血的頭部，從二樓猛然跳下，狂奔200米至建寧路路面，攔截住迎面駛來的122巡邏車……

　　周天海、周明和周旭兄弟三人是安徽泗縣人，9月2日，他們由朋友介紹到南京跟隨一位劉姓包工頭做拆遷工。7日晚8時許，3人吃過晚飯后，從位于建寧路292號拆遷樓二樓的暫住地外出閑逛。半小時后他們返回住處，但剛到一樓，就和劉老板吵了一架。原來，由于他們出去時匆忙，水龍頭忘了關，自來水溢出水池后，從二樓滲漏到一樓，浸濕了老板的鋪席。雙方就此爭吵起來。爭執無果后，周旭等3人回到二樓睡覺。但不到半小時，房門“嘭”地一聲被踹開，他們還沒明白過來是怎么回事，就被以劉老板兒子為首的一群大漢，拳腳棍棒夾擊打倒在地。周旭頭部挨了兩棍，從暴打中掙脫出來，從二樓窗戶跳至地面。跑出200米左右，正巧遇見巡邏的122警車。警車到達出事地點時，周天海和周明仍被那群大漢圍困并遭暴打。

　　在醫院里，記者見到了周明，他的鼻根部被棒子打破，頭部、腿部以及肩部尚有不少鵪鶉蛋大小腫起的硬塊，由于受到很大的驚嚇，他的神志有些不清；周天海頭部被縫了4針，膝蓋部位縫了20余針；周旭雖早早逃脫，但頭部仍血流不止。周旭告訴記者，這是他第一次出來打工，沒想到會遇到這樣的事兒。他們兄弟三人決定待傷好后，就辭工回家，再也不出來打工了。

　　思考：法律執行需避免失靈

　　江蘇省社科聯單沙研究員說，中國已有1.2億個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農民進城務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渠道，是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農民工以自身廉價的勞動力、自己的辛勤汗水為城市的發展和繁榮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貢獻，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生力軍。近年來，農民工合法權益遭受侵害的現象十分嚴重，惡意拖欠和克扣工資、工作環境惡劣、勞動強度大、子女入學困難等問題相當突出，農民工以跳樓自殘等極端方式追討拖欠工資的事件此起彼伏。嚴格地講，對農民工權益的保障問題并不存在明顯的法律空白。《勞動法》其實就是調整企業用工關系和保障農民工權益的最權威的法律。從法律的角度講，農民工的權益保障問題不是一個立法問題而是執法問題，是法律在執行中是否失靈的問題。

　　民工權益遭受侵害，主要有十種類型：用人單位用工不簽勞動合同；不為民工參保繳費；克扣或者無故拖欠工資；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支付民工工資；拒不支付延長時間的工作報酬；解除合同后，不按規定給予民工經濟補償；違反規定向民工收取或者變相收取保證金、抵押金及其他不合理費用；扣押民工個人證件；隨意延長民工工作時間；違反有關規定，侵害民工中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的合法權益。

　　單沙認為，民工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由于文化素質不高，缺乏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能力，他們需要一種來自社會的力量，懲戒損害這一群體的行為，維護社會公正。

　　鏡頭四：討薪竟被打昏

　　11月17日，兩名安徽六安民工因討要工錢和材料費，結果在南京邁皋橋一工地慘遭暴毆，小工頭張某當場被打昏，另外一名民工頭部也被打破。而隨行的兩名老鄉也被打得連連求饒。

　　據了解，張某是安徽六安民工，今年2月份，他帶著同村的20多名村民來南京打工，2月20日，張代表20名民工與南京邁皋橋地區興都花園二期工程某項目部，簽訂了外墻腳手架搭建協議，協議規定：工程主體到三層時，項目部付給張等人款項的30%，工程主體到頂層時再付30%，腳手架拆除時，付完余下部分的一半，至2005年春節前付清余款。然而等到腳手架開始拆除，項目部僅支付了30%左右的款子。

　　11月17日上午，張等人前往邁皋橋派出所接受與項目部關于工錢的調解。據工友們稱，直到中午時分，他們仍沒有見到項目部的經理陶某。后來張與其他數名工友決定再次前往工地討要工錢和材料費，去之前，工友們找來了在寧開車的幾位老鄉，是這幾名開車的老鄉駕車載著他們進入工地的。工友們一到工地，就發現項目部的工人正在拆除他們搭起的腳手架。據工友稱，他們尚未上前阻攔，工地的大門忽然被關上，接著10多名手持鋼管的男子將他們包圍起來，項目部的一位負責人沖手持鐵器的男子喊道：“給我打，打他們帶頭鬧事的！”對于張某被打傷一事，項目部的經理陶某并不否認。陶某稱，張等人接下腳手架活后，干到一半時百般刁難，人找不到，活也干得不符合要求，而且六幢樓的腳手架有相當一部分工作量系項目部安排人干的，項目部也提供了一些生產材料。16日晚上，張等人來到項目部討要款子，他們提出要44萬元的款子，而事實上他們只能拿到29萬元左右。陶隨手在辦公室內拿出一根鐵棍稱，這伙人很囂張，他們經常來鬧事，無奈為了自身安全考慮，他不得不將一根鐵棍放在辦公室內，以防不測。17日張等人被打時，他正趕往派出所，是工人將張等人打傷的，此事他并不知曉，還是后來聽說的。

　　思考：堅持齊抓共管

　　據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統計顯示，今年1至9月，該市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受理工資類案件1340件，處理工資拖欠總額達3200萬元，分別比去年上升32%和45%，目前已為1.65萬名民工追回被拖欠工資2851萬元，這當中建筑行業拖欠民工工資案件數占案件總量的50%左右。

　　建筑行業是追討欠薪的難點，不過，今年南京市已經做好了有針對性的措施：因建設單位拖欠工程款或因建筑施工單位拖欠分包勞務工程款導致拖欠民工工資的，主要由建委、建工局負責處理，勞動保障監察機構積極配合；建筑施工企業克扣或拖欠民工工資的，由勞動保障監察機構查處、追討，相關部門積極配合；在拖欠民工工資案件中，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公安機關要嚴厲打擊攜款潛逃的違法行為。同時在建筑企業全面推行民工勞動合同制度和工資“月薪制”。所有建筑企業必須向勞動保障部門進行用工備案；必須與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明確工資支付時間與標準，且按月向民工支付不低于南京市最低工資支付標準的工資。

　　鏡頭五：一民工一年奸殺四女子

　　張雙立，現年36歲，是河北定州某駐北京工程隊的木工。檢方指控，張在京務工期間，因施工休息時間無所事事，經常到駐地附近的黃色錄像放映點觀看黃色錄像。2002年8月至2003年9月間，張雙立先后四次作案，手段基本一樣，均是隨身攜帶斧子等兇器，將女子騙至偏僻隱蔽處，將女子殺害然后奸污。2003年10月，張被北京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公安分局刑拘；同年11月被北京市檢一分院批準逮捕。

　　承辦本案的主訴檢察官崇惠來認為，張雙立故意殺人案是一起因觀看黃色錄像引發犯罪意圖、最終導致變態殺人的惡性案件。

　　思考：提供娛樂緩解性壓抑

　　一位不愿姓名見諸報端的社會學者認為，這起野蠻的性犯罪中，性壓抑是原罪。而一起因性壓抑所導致的性犯罪個案不足以代表民工的生存整體狀態。民工這個群體中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還是生存壓力。近年來，有大量的民工們在付出勞動之后卻拿不到本屬于自己的報酬，有的迫于生存壓力甚至失去了生活的信念，所謂的“跳樓秀”也多半針對民工們而言。假如民工們能夠拿到自己的勞動所得，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會擺脫行路難的窘迫，他們也知道該怎樣去解決自己的性壓抑，但如果連起碼的生存壓力都不能得到緩解和釋放，性壓抑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

　　中國性學會秘書長胡佩誠提出：解決正處于青壯年打工人員的“性壓抑”辦法來自兩個方面，當然最直接的辦法是圓了他們的鴛鴦夢，通過夫妻團圓、介紹對象這樣的方式從生理上來解決，而更重要的一個解決辦法則是從心理上解決。相關部門應多為外地打工的民工提供積極良好的環境，讓他們通過看書、看電視或者提供一些良好的娛樂活動來緩解。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的健康文化不去占領民工這個群體，無疑給那些形形色色的歪門邪道和不健康的文化以可乘之機。因此，在開展追薪討薪等保障民工正當權益的行動之際，千萬不要忽視民工對健康文化的需求。

　　鏡頭六：“民工”帶有貶義？

　　出生在江蘇姜堰的朱紅華，從18歲開始就外出打工，曾經南下廣州，北上吉林，甚至出國到新加坡等地打工，已有近20年的打工經歷。他告訴記者，在這么長的打工生涯中，他曾有過各種名稱，從起初的“盲流”，到后來的“農民工”、“打工仔”，一直到現在的“民工”，有時他還在媒體上看到“民工兄弟”的稱呼。這種稱呼上的一系列變化，反映了人們對外來打工人員的認識與態度的轉變。

　　如今，外來務工人員已成為城市建設與發展的重要力量，社會地位也越來越高。然而細心的朱紅華發覺，雖然“民工”這一詞在字面上顯得很中性，但在日常使用中往往帶有幾許貶義的色彩，特別是由于外來務工人員在種種待遇等方面不如城里人優越，使得“民工”一詞幾乎成了“另類群體”、“弱勢群體”的同義詞。正是出于這一原因，朱紅華建議，中國能否借鑒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做法，將外來務工人員稱作“客工”，這樣更顯得對他們的尊重。

　　思考：能否換稱“客工”！

　　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院長鄒農儉教授認為，朱紅華提出的這一建議，體現了外來務工人員對自我價值的認識，渴望得到社會的理解與尊重，希望能盡快地融入城市，成為城市的一部分。他說，外來務工人員對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點在歐美等國家的工業化早期都得到了證明，但這些外來務工人員與城市居民的融合都存在著一個過程。中國自從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后，流動人員便隨之出現。江蘇是吸引流動人員較多的省份之一。但由于中國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限制，外來務工人員與城市居民在身份制度等方面存在著種種差異，比如社會保障制度、醫療保障制度、子女教育待遇等，城市居民在這些方面都享有許多“優勢”。正是如此，“民工”這樣的中性詞不經意中就帶上了貶義色彩。他表示，將“民工”的稱呼更換為“客工”，無疑會促進人們對外來務工人員的尊重與理解，但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從各方面逐步縮小城鄉二元結構的差異，如過去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城市上學存在很多障礙，現在南京等許多城市都涌現出眾多“外來工子弟學校”，則大大改善了民工子女的教育狀況。

　　鏡頭七：城市化出了新生代

　　今年23歲的吳亞楠一身休閑打扮，雖不新潮卻和普通的城市女孩沒有什么區別。來自安徽大別山區的她，現在是南京一家商場的促銷員，月薪400元加提成，她說自己住在城里的一個親戚家，食宿可以不花錢。吳亞楠高中畢業沒有找到工作，一直在外打工。從1999年到現在，她從廣州、深圳輾轉到了南京。吳亞楠說自己干過很多工作：做過酒店服務生、幫人賣過服裝，有一段時間甚至還報名參加了一個電腦輔導班，一切努力都是為了能成為一名“城里人”。吳亞楠已經越來越習慣于城市生活。“每年春節回去，家里可冷了，吃飯燒煤，很多地方都不習慣。”盡管作為一名“城里人”的基礎“還不牢固”，但吳亞楠表示“以后是不會再回農村了”。她說：“在城市里感覺自己就是一塊干海綿，拼命地吸取。”她自己最大的夢想，“就是有一天能開著自己的車，帶著爸爸媽媽在南京城里兜風。”

　　思考：人數擴大值得關注

　　南京理工大學社會學者應爾玉教授認為，隨著社會發展，進城務工群體也在逐漸分化。和老一輩的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務工群體年輕、有知識，多出生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和前途有更多想法，在城市生活中格外活躍。但遠離家鄉、城市生活的快節奏和就業壓力等因素，也讓這個充滿夢想的群體經常體驗到生活的沉重。

　　應爾玉認為，新生代務工群體和農民工有很大的差別。他們沒有種過地，受過比

　　較好的教育，從事的職業也非一般農民工所能比，基本上已經和城市融合了。但另一方面，這些人又沒有取得城市身份，也沒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所以他們的生活和情緒都容易出現波動。目前我國針對新生代務工群體的研究還比較少，但隨著社會的發展，這個群體人數還將逐漸擴大，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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