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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1月，廣義貨幣供應量(M2)偏離年初定下的目標3個百分點，貸款規模同比少增目標偏離4000億元；與此相悖，在貨幣供應量和貸款增速——雙雙大幅度負方向偏離目標的前提下，全年GDP增長速度卻正向偏離年初預定目標約兩個百分點；這表明，被央行盯住已8年之久的貨幣供應量這個中介目標失靈了。
種種跡象表明，貨幣供應量——央行盯住已8年的貨幣中介目標，可以暫時告一段落了
。
今年的經濟數據，再一次證明了貨幣供應量已經不適合作為中國的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截至11月，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14%，偏離年初定下的目標3個百分點；與該項指標偏離相對應的是，貸款規模同比少增近6000億元，比年初預定少增1700億元的目標偏離4000億元。
與此相悖的走勢是，全年GDP增長速度，卻在貨幣供應量和貸款增速——雙雙大幅度負方向偏離目標的前提下，正向偏離年初預定目標約兩個百分點——年初預定7%，而據權威機構預計，今年GDP名義增長將在9%以上。
從央行角度看，每年年初制訂貨幣政策目標時，都會根據當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制訂出一個與之相匹配的貨幣供應量增速，而這個貨幣供應量增長目標也是根據既定的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測算出來的。不過，從實際結果看，如此貨幣供應量增長目標也只能是央行的一廂情愿。
事實上，近年來的實踐表明，作為中介目標的貨幣供應量在指標可控性、可測性及其與最終目標的關聯度，或許已經離預期相距甚遠：從1996年中國正式確定M1做貨幣政策中介目標，M0和M2做觀測目標開始，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目標值幾乎沒有實現過。
或許，導致中國貨幣供應量可控性失靈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其一是中國的基礎貨幣投放難以控制，其二是貨幣乘數不穩定。
一般來說，貨幣供應量等于基礎貨幣與貨幣乘數之積。在這個方程式中，貨幣當局能夠完全控制的是基礎貨幣供給，而一般認為貨幣乘數是比較穩定的。然而，實際情況遠非如此。由于中國目前事實上將人民幣匯率盯在窄幅的波幅范圍之中，央行的基礎貨幣投放極為被動地依附于外匯占款，從而使基礎貨幣的投放難以控制，而更多地取決于本幣和外幣之間的利率差。
除基礎貨幣難以控制外，中國的貨幣乘數更是難以捉摸。由于中國目前經濟和金融還處于轉軌時期，商業銀行和公眾需求的變化，將會使貨幣乘數很不穩定。據專家觀點，至少從1993年以來的情況看，現階段中國貨幣乘數不穩定顯而易見。
貨幣供應量增長目標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之間相差甚遠，這使得貨幣供應量增長目標形同虛設。因此，是否有必要以一個新的中介目標來替代舊的中介目標。如目前發達國家通行的“讓利率頂住通脹率”。
事實上，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有其歷史淵源。早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受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影響，西方主要國家貨幣當局一般采用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對宏觀經濟實施積極調控。隨著西方國家在70年代普遍出現經濟滯脹現象，主張宏觀干預政策無效的貨幣主義理論逐漸興起，貨幣供應量目標開始受到貨幣政策制定者的青睞。以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自然成為西方各國貨幣當局的必然選擇。在當時的貨幣政策的制定者來看，貨幣供應量指標無論是可測性、可控性和相關性似乎都要比利率指標更勝一籌。
不過，到了80年代，各主要國家紛紛解除資本流動管制，以及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和各種支付工具的出現，貨幣供應量這個中介目標的可控性、可測性以及和最終目標的相關性也隨之弱化，從而使其最終走向終結。
對貨幣政策調控目標及其手段的追尋，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歷史，而中國人民銀行執行中央銀行的職能時間較短，這期間又恰逢中國經濟和金融的轉軌時期，因此不斷調整貨幣操作方式有其歷史的必然。無論今后選擇什么樣的貨幣政策目標，只要有利于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就業增長、國際收支平衡以及貨幣傳導機制順暢，都可以成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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