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泡沫(2)

　　常言道“英雄莫問出身”，不過對于經濟學家們的經歷許多人還是懷有很大的好奇心，尤其是對那些名聲顯赫的著名經濟學家，人們都想知道他們是經歷了怎樣的成長歷程，如何能夠成就今日的學術地位乃至社會地位。

　　雖然經濟學家們的經歷各有不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故事，但是通過對數十位經濟學家的訪問和調查，《中國財富》大致將他們的學習、成長歷程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

　　海歸型

　　“海歸”應該算是經濟學界最為主流的成功路徑了，相當多的經濟學家以及準經濟學家都曾經有過游學海外的經歷。在海外，他們獲得了接觸到或者學習到最前沿的經濟學理論和知識的機會，不論以什么樣的形式，攻讀學位或是訪問學者；也不論他們當時在海外學習和研究的是否是經濟學學科。代表他們的共同經歷的關鍵詞就是：出國。

　　當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乃至今天，能夠出國本身就意味著他們是優(yōu)秀的，尤其是早年間，一些公派出國的留學生或訪問學者，不用說，一定是出類拔萃的“人尖兒”。 最典型的，比如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成思危，早期在華南工學院就讀無機物工學專業(yè)，本科畢業(yè)后參加工作也都是從事技術、研究方面的工作，從1978年到1981年8月一直擔任化工部科技局的工程師，在化工研究及開發(fā)管理工作中已經取得了多項成果。1981年9月份，才有機會到美國著名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了工商管理碩士。也正是這段出國進修的經歷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的取得為其奠定了成為當今著名經濟學家的基石。

　　今年7月辭世、在經濟學界享有盛譽的董輔祁先生于1946年入武漢大學經濟系, 1950年畢業(yè)后留校任助教, 1952年赴北京俄語專科學校學習，次年去蘇聯國立莫斯科經濟學院當研究生, 1957年獲蘇聯經濟學副博士(也就是碩士)學位。

　　與他們經歷相仿的還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他1952年畢業(yè)于上海圣約翰大學經濟系，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50-80年代在第一機械工業(yè)部、農業(yè)機械部、國家機械工業(yè)委員會從事經濟政策研究工作。1982年起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從事有關領導工作。曾經擔任過世界銀行高級訪問學者，到美國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并講學。

　　在這些老一輩經濟學家之后，新一代的經濟學家大多是50年代生人，當他們還在求學年齡階段時，恰好趕上了社會動蕩時期，他們幾乎都經歷過“上山下鄉(xiāng)”的蹉跎歲月。恢復高考后，他們憑借過人的勤奮考入大學。或許是因為他們特殊的經歷，令他們特別能吃苦耐勞，也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大學畢業(yè)后，他們更幸運地獲得出國深造的機會，成為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

　　新一代經濟學家的代表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樊綱，他1969年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務農，1975年轉到河北省圍場縣，1978年考入河北大學經濟系，1982年又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系，1985年赴美哈佛大學訪問研究，1988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早年同樣在黑龍江下鄉(xiāng)，在完達山狩獵7年有余的周其仁，1978年至1982年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畢業(yè)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發(fā)展研究所工作，1989年至1991年，先后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經濟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訪問，1991-1995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

　　還有求學道路可謂一帆風順的易綱，他高中畢業(yè)后到北京順義縣高麗營公社“插隊”，任知青隊長，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1980年被北京大學選派到美國留學，1980-1982年在美國哈姆林大學學習，1982年獲美國哈姆林大學管理學學士學位，1982-1986年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系學習，1984年獲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86年獲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土生土長型

　　所謂“土生土長型”當然是相對“海歸型”而言，顧名思義就是從本科到碩士甚至到博士學位的學習全部都在國內完成。雖然這些經濟學家并沒有留洋國外，但這卻并不意味著他們的理論學術水平比“海歸型”的經濟學家低。借用高尚全的話說：“有海外留學經歷，本身不能說明什么問題。作為中國的經濟學家，評判你的標準是你的貢獻，你對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的貢獻。目前，中國的經濟學教育和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經濟學教育還是有差距的。但是這個差距已經開始縮小。另一方面，對于中國問題的認識，你說是中國人看得清還是外國人看得清？因此，只看個人的留學簡歷說明不了你的貢獻。”

　　這些我們國家自己培養(yǎng)出來的經濟學家，大部分是畢業(yè)后留校任教或是到一些國家科研機構里從事研究工作多年，親身經歷著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經濟的每一步重大發(fā)展，潛心研究，終于修成正果。

　　他們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厲以寧，1955年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yè)后他就留校任教，后歷任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他從中國經濟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國經濟的構想，這一理論及政策構想在我國的經濟改革實踐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理論界與政策制定者對這位著名經濟學家都高度認同。

　　北京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北大知名教授蕭灼基，也是在1955年從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本科、研究生畢業(yè)后，到北京大學經濟系擔任助教，后成為該系講師、副教授、教授至今，同時兼任多種學術職務和社會職務。

　　年輕一輩中，像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的教授劉紀鵬，1983年從北京經濟學院工業(yè)經濟系畢業(yè)，1986年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工業(yè)經濟系碩士學位，1986至1989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yè)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后升任為高級研究員，1993年至今任北京標準咨詢公司董事長，1998年后同時兼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

　　自學成才型

　　所謂自學成才型的經濟學家是指那些并沒有接受過經濟學高等教育，或者說所學的專業(yè)是非經濟學學科，根據自己的興趣或其他原因，“轉行”自學而成的經濟學家，按他們自己說，就是“不是科班出身的”。這些經濟學家大體有一個共同之處：必然非常聰明。當然，這是顯而易見的，否則怎么可能完全憑借自學就成為“一學之家”了呢？！除此之外，他們中的很多人原來學的都是理科專業(yè)，將理科的邏輯思維等方法用于經濟學研究之中恰恰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溫元凱這個原南京大學化學系的高材生，在接受《中國財富》采訪時，一直堅持聲稱自己在學問領域并不是經濟學家，而是一個化學家。他告訴《中國財富》，在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中有兩個比較大的轉折：第一個轉折是1977年的8月，在那之前他一直想做一個科學家，像居里夫人一樣的化學家，而且全心全意地搞科研。那一年8月3日，他參加了鄧小平復出舉行的國務院科教座談會。鄧小平在會上希望與會的科技、教育工作者們在科技教育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思路。由于遭受迫害而變得格外關注國家政策的他，給鄧小平提了兩個建議，一個是恢復高考，一個就是公派留學生。這兩條建議出人意料地被順利采納，他個人也因此受益——被派到了法國巴黎大學，居里夫人實驗室，工作兩年半。國外的工作經歷讓他強烈地意識到，中國需要變革，需要建設。他拒絕牛津大學的邀請，迫不及待地回國，隨后推動并參與實施了對高等教育和高校進行的多項改革。

　　第二個轉折，也是促成他今日在經濟學領域成就的重大轉折。1992年他去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訪問，從事蛋白質基因模式研究，在那里非常高興地度過了一年的時間。也是那時，他偶然接觸了中國在美國上市的公司。用他在化學方面的專業(yè)知識幫助他的朋友購買上海石化的股票，賺了幾千美金。這件事情激起他對華爾街、對金融、上市、股票的巨大興趣，他發(fā)現他以前去過的華爾街，操控著全世界幾千億美金的資本流動，于是便開始自學金融。48歲那年他接到了華爾街的邀請。盡管當時的他在化學方面已是功成名就：正教授、系主任、帶研究生，去華爾街如果干不好的話兩邊就都沒了，他還是憑著齊國平天下的信念毅然赴美，也由此成就了一番新的事業(yè)。

　　另一位著名的“半路出家的高僧”是自稱“證券學家”的張衛(wèi)星。北京大學物理系出身的他，真真正正是沒有接受過任何經濟學專業(yè)的教育和培訓。從小就在個性中帶有反叛色彩的他，動手能力極強。聰明，而且凡事都要搞清楚個“究竟”。90年代初，曾經在中關村搞過電腦，1995年開始炒股。這一炒股可不得了，中國股市的種種“怪”現象激起了他深刻研究股市問題的執(zhí)著。用他的話說，他“是從股市的每一個‘螺釘’、‘螺母’開始研究，直到將其整體結構、脈絡完全剖析得清清楚楚，一個不留神，就發(fā)現了中國股市最大的秘密——也是所有問題的根結。”他的發(fā)現和理論在市場中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社會各界、尤其是股民的強烈反響，人們稱他是“民間經濟學家”，稱他是真正為民眾講話的經濟學家，他自己卻不承認自己是經濟學家，他說他是“證券專家”。

　　此類型的經濟學家并沒有太多規(guī)律性的成長軌跡，在他們的經歷中，只有一個關鍵詞：轉折。

　　顯然，無論是海歸型、土生土長型還是自學成才型的經濟學家，無論是憑借興趣還是責任感，無論他們的智商是否真的超乎常人，他們必然是在經濟學的領域內鉆研多年，也真正地有自己的觀點和著作，并且有相當的學術和社會影響力，這些都該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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