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資興車改調查:公車改革拷問政府行政成本

    2004年底，當北京、上海等地即將推行公車改革的消息炒得沸沸揚揚時，湖南省資興市委、市政府已經“摸著石頭過河”干了一年。一年前，資興市通過了“公務用車貨幣化改革”方案。第一輪進行了122臺公車改革，2004年節約行政支出約1000萬元，“車輪腐敗”得到明顯遏制。全市公、檢、法、司系統的100多臺公車即將納入車

　　改范圍，公務接待改革方案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

　  我們國家被財政供養的機構十分龐大，被一些學者認為是世界上行政管理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成本降低的問題已經引起了高層的重視，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就明確提出了“降低行政成本”的要求。對于執政者而言，節約行政成本的政治意義，并不亞于經濟意義。> 從這個層面上看，資興公車改革的實踐，無疑為各地探索降低行政成本提供了有意義的參考。

　　領導帶頭“革自己的命”

　　僅有36萬人口的資興市改革前全市黨政機關共有公車近300臺(包括資興境內國企擁有的車輛共約500臺)，每年各類開支費用約2000萬元。市車改辦的一項調查表明，公車日常消耗中，用于公務用途占1/3，領導私用占1/3，司機私用占1/3。某些領導干部用車時根本不算成本賬，更有甚者打著“公務”的名義辦私事，外出旅游、釣魚、宴請、娛樂，甚至送子女上學、給丈母娘換煤氣這些事都要用公車。“公車私用”不僅敗壞了干部形象，更是一種巨大的資源浪費。

　　車改之后有何變化？在資興市機關車隊，記者看到了一份《市級領導用車情況匯總表》。按新的車改辦法，資興市每個領導用車都必須到車隊租用，租金從每年包干的交通費中出。其中一年補貼最高的為市委書記和市長，每年5.5萬元，最低的一名科局長為每年0.48萬元。“我們每個月都會給市級領導一個通知，如果年底結算仍然超支的話，他們就得自己‘埋單’。”車隊隊長何慶杰說。

　　與大慶、深圳、老河口相比，資興車改的經驗，用資興人自己的話說是“從革自己的命開始”。資興市車改辦主任曾維岳將車改措施總結為四句話：二個取消、二種補貼、二個鼓勵、三種配套。即取消市級領導專用車和各單位的公務用車；取消專職司機。確定市級領導的小車費補貼和科局級領導交通費補貼。鼓勵領導干部坐社會上的營運車；鼓勵領導干部購買小車。建立機關服務車隊，領導干部公務用車實行貨幣化租用；建立財政專柜，補貼指標到人，財政集中管理，車隊按月結算，年底按人結算；制定車改紀律，杜絕用車腐敗。

　　資興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李太海說，一開始的想法是從鄉鎮、科局機關改起，這樣改革難度會相對小一些。“沒想到的是，在那次會議上，竟有98%的市級領導都支持從自己帶頭改起，‘革自己的命’。”

　　“領導干部干不干事，下不下鄉關鍵在于作風，而不在于有沒有專車。”

　　據了解，在資興市，一名工齡30多年的副處級干部工資表上的收入只有1600多元。通過車改既可節約開支，又存在適當增加公務員收入的空間。資興車改辦法規定，領導干部坐社會上的營運車，所節約的費用50%歸自己；如果購車，小車補貼、交通補貼100%歸自己。

　　與此同時，市紀委又出臺了一個規定──車改后各單位一律不準私留和再購小車，一經發現即由市紀委收繳。領取補貼的領導干部不得到未進行車改單位借用車輛、索要或報銷費用；各車改單位賬上不得再出現小車燃料費、修理費等費用支出。鼓勵群眾對違規行為進行監督舉報，舉報查實的，按處罰額的50%獎勵給舉報人。對搞打擊報復者從嚴處分。

　　適當的經濟鼓勵和嚴厲的紀律約束使資興車改出現了“雙贏”。據資興群眾反映，改革后資興出現了“幾多幾少”。領導干部下鄉坐公共汽車的多了，幾人合租一臺車的多了，騎自行車的多了；相反，以往樓堂館所門前云集的公車少了，巧立名目換車的少了。

　　此外，針對部分領導干部中存在的“無車不下鄉、無車不辦事”的陋習，資興車改之初就為此打了一劑“預防針”。市紀委要求，車改后各單位必須建立領導干部外出公務活動檔案；定期公布領導干部下基層的交通費使用情況，接受群眾監督。市紀委每半年對各單位領導干部交通費使用情況和外出活動情況檢查一次并公布檢查結果。一旦發現異常行為，立即進行查處。

　　“事實上，領導干部干不干事，下不下鄉關鍵在于作風，而不在于有沒有專車。”李太海說，在資興車改正式運行后，政府的工作效率并沒有下降。相反在一些突發性事件中均應付自如，并沒有受車改的影響，經濟增長速度也并未因車改而拖后腿，2004年一季度更是實現財政收入同比增長53.55%。

　　“最大困難是缺乏一個良好的大環境。”

　　“我們目前感到的最大困難是缺乏一個良好的大環境。”資興市車改辦主任曾維岳說。盡管車改后資興市先后接待了數十批前來參觀取經者，但有一些事情仍不免令人尷尬。由于“孤軍深入”，資興市的干部到外地參加會議時往往會聽到一些風涼話。

　　此外，由于公、檢、法、司和垂直管理部門、企事業單位未進行車改，目前資興市列入車改范圍的公車數量只占總數的1/3。“一市兩制”的公車使用辦法讓一些干部產生了對車改的抵觸情緒，部分領導干部感覺到自己“吃了虧”，還是向往過去那種“專車”使用的辦法，給改革帶來了一定的阻力。

　　再加上目前實施公車貨幣化改革的對象仍限于市級領導和各單位黨政一把手，包括部門副職在內的其他領導干部并沒有交通補貼，這也造成了新的不平衡。曾維岳認為，擴大車改的涵蓋面是必須的，否則改革就缺乏持久的推動力。但難就難在標準和范圍的量化，范圍太大容易造成新的吃大鍋飯，太小又失之公允。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特殊用途車輛難以規范。如護林防火車、防汛抗旱車、城管執法車、安全生產監督車等特殊用途車輛不集中管理，依然存在公車私用等現象。而且沒有留車的單位也有不平衡思想。集中管理則在統一的管理模式下很難確保各種特殊職能的正常發揮，應急能力受到一定影響。與此同時，一些上級主管部門給下級單位配置車輛只給了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和處置權，這也致使在車改中難以協調和集中管理。

　　降低行政成本的空間有多大

　　李太海是資興車改的“核心”人物之一，直接參與了整個車改方案的設計和執行。在與記者談起行政成本如何降低的問題時，他介紹了4筆數字。第一筆數字，節約公車開支306萬元。資興市列入車改范圍的122臺公車，車改前的日常費用達618萬元。車改后實際用于領導干部交通補貼的只需312萬元。第二筆數字，節省購車費用約300萬元。車改前，全市黨政機關每年購置或更換新車15臺以上，現在這項費用為零。第三筆數字，節約司機費用支出約144萬元。122名司機每人每年工資補助費用支出2萬元，共需244萬元，車改后，只留下了通過競聘進入機關事務管理局車隊的50名司機。第四個數字，拍賣富余車輛202萬元。也就是說122臺車拍賣之后只留下40臺。實際用車量只是以前的1/3。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部分享受公車補貼的干部買了車，二是確實遏制了“公車私用”這個問題，以前的公車只有1/3是公用，過去司機經常開車回家，現在公車晚上全部集中在車庫存放。

　　4筆數字加起來一年就是952萬元，實際節約還不只這些。過去各個單位自繳車輛保險，每臺輛一年保費一般在7000元～9000元，業務被一兩家保險公司壟斷了。車改消息傳出后，郴州很多保險公司前來打通“關節”，資興則采取了公開招標，現在保險費降到了4000元左右。過去有的司機在修車時做手腳，虛報費用，現在規定司機把車交給車隊，車隊派人去修，損公肥私的空間沒有了。全市機關科局鄉鎮所有公車300臺左右，如果加上市屬及中央、省、郴州駐資興的企業，公車總共近500臺。現在資興境內的公車只改了122臺，4筆數字就節約了952萬元，如果境內500臺公車全部改了，節約的錢就更多。

　　資興的干部認為，之所以難以從根本上顛覆高高在上的“官念”，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有公車等一些硬件基礎在提供現實安排。巨額行政成本開支必然帶來亂收費、濫罰款等現象，損害經濟環境，使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陷入惡性循環。同時，也會大量消耗社會財富，侵占老百姓本應得到的教育、養老、治安等公共保障方面的資金，影響政府與群眾的關系。

　　資興車改，為我們提供了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巨大想像空間。

    (記者　段羨菊 譚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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