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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用事業是個龐大產業，事關城市發展、市民生活。但如何搞好卻是道難題。因公共產品性質，無論國內外，政府直接操辦曾被認為天經地義，但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公有物運轉上天然的效率缺失明顯，而且常為公共財政狀況掣肘，故發展方向日趨于政事分開、官民聯姻。在我國，建設部去年底也頒布了《公用事業民營化管理條例》，既是開口子，
也是定規范。
探索，在各地展開，成效與問題并存。筆者所在的成都市，一項水環境綜合整治的重大市政工程破天荒采用公司化運作，走了一條官民攜手的路——為解決污水集中處理、避免直接排入河道污染水體，市政府在2002年決定投資60億元，組建了國有獨資公司性質的投融資主體興蓉公司負責操辦，一位官員稱公司是市政府搭建的多渠道融資平臺，核心目標是城市基礎設施的資本運作及投資，并行使部分行政管理職能——據此，《中國經營報》今年5月的一篇報道將之概括為“興蓉模式”，并視為“官督商辦”的一個藍本。
從原理上看，“官督商辦”有兩方面要求。首先，是各就各位、各司其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項目中國水務督察專家高中教授曾言：非“官督”不能抑制資本的貪婪，保障公用事業的公益性；非“商辦”則不能通過競爭提高服務增進效益。其次，是相互協調、彼此配合，政企行為是否步調一致、能否避免扯皮打架，決定合力大小、效率高低�！芭d蓉模式”兩年的實踐，使藍本有了總結價值，12月22日的《華西都市報》以《痛并快樂著》為題，將這種模式“快樂”的有效性和“痛”的挑戰性一并呈出，看來發人深省。
由于政府將管不好、管不了的具體事務交給興蓉公司操辦，在調動其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的同時，從繁雜中脫身而專注于管理職能，有政府與企業雙雙解放之效，部分解開了政企不分癥結的“興蓉模式”總體上值得肯定。不過，細節上暴露的不少明顯問題也充分反映出了其“官督商辦”的磨合不夠和諧，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城區鋪開的開工項目大面積拖延工期——原本每處3個月的工期，有的時間過半還幾無動作，有的半年尚未竣工，有的僅修改方案就超3個月——因封閉施工，不如期完成也不作解釋，不便市民出行、妨礙商鋪經營、影響交通順暢、增大施工成本等“痛”就日益凸現，今年年中曾一度被稱“擾民”。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頻現的“胡子工程”問題，是在市民議論紛紛、反響強烈、本地傳媒發出《整治水環境犧牲路環境？》等尖銳質疑等后，才引起官、商兩面高度重視，專門會商檢討原因并尋覓對策。所言要因，除客觀困難外，主觀方面關鍵是系統內部各方協調不夠、常顧此失彼，包括政府與興蓉公司間、政府各有關職能部門間、興蓉公司與施工單位間；而看改進對策，各方雖就自身及配合方提出了要求和意見，但在分管副市長孫平曾下達“規范施工、謹守工期、決不擾民”的死命令情況下，表現仍欠理想，部分工期兌現承諾還是落空。
據上，筆者認為，成都市公用事業的“興蓉模式”這個藍本，迄今暴露出的“官督商辦”弊端，根本上是“官”氣太重、“商”味不足。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制度設計問題，與政府職能明晰不夠、興蓉公司是國有獨資且被賦予部分行政管理職能、工程整體上未脫壟斷經營等直接相關，也就是說，在公用事業民營化的路上“官”退“商”進不夠。由此可見，在大方向上，它非但不形成對“官督商辦”的否定，反而表明這種模式應做得更到位、更徹底。
怎樣從制度上減少“官”氣、增強“商”味，是類似城市公用事業工程應著力解決的，比如可考慮投資主體進一步多元化、積極吸納真正的民營資本和外資參與、按公用事業性質增強運作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以利社會監督等。無疑，在現代化裹挾城市化升檔提速的時下，全國各類城市都面對著公用基礎設施的除舊布新挑戰，“官督商辦”的“興蓉模式”有鏡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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