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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在全國人大審議《公證法》草案的前夕，四川省公證員懲戒委員會決定給一位公證員嚴重警告懲戒。原因不在于玩忽職守或是徇私舞弊，而是他無意間擴大了公證范圍，為一份《家庭責任分工合同》出具了公證書。在這份合同里，有女方“每年必須探親三個月”之類違反《婚姻法》和《婦女兒童保障法》的內容。
前幾年，公證員在人們眼里，還只是彩票現場里神情嚴肅的“大蓋帽”。隨著程序、證據意識的深入人心，近年來，凡事立字據、做公證，幾乎成為很多人行事的準則。實際中，無論開公司、簽合同，還是辦婚事、立遺囑，都少不了公證員的身影。然而，由于缺乏詳盡、細致的規定，公證的范圍如何確定一直是有爭議的話題。
針對這種情況，有論者認為，公證介入日常生活越深，意味著將來產生的糾紛越少，即使產生糾紛，解決起來也會相當便捷。因此，必須擴大公證的范圍，使公證范圍在立法中成為“開放式”結構，隨時進行補充，以迎合公眾形形色色的需要。也有人以美國為例，認為美國就是什么協議都能拿來公證，只要證明是簽字人的真實意愿即可。
要解決這個爭議，首先得弄清楚“公證”二字的本質。在我國，所謂公證，是法律授權的專業人員或機構依照法定程序證明法律行為、其他有法律意義的文書和事實，并賦予其法定效力的活動。公證的原則，在于真實、合法、可行，它固然與倫理、道德、風俗中的某些因素相關，但絕不能與前述三者混為一談。
在英美國家，設立公證制度的本意，并不在于規范秩序和消解糾紛，僅要求其具備證明形式真實的效力。所產生的糾紛也多以訴訟形式解決，公證文書在法庭上的法律效力也不被認可。在這種情況下，公證機關就任何千奇百怪的內容出具公證，都不足為怪。
而我國之所以設立公證制度，目的在于國家對重大經濟活動與公民重要法律行為的適度干預，以最大限度消解糾紛和矛盾。因此，經過公證的行為、事實或者文書，都可以成為審判機關、行政機關、仲裁機構們認定事實的根據，而具有證據效力和強制執行力。
我們承認，感情的忠貞與否、性愛的具體頻率，都是公民私權范疇，把這些納入公證范圍，表面也的確體現了對公民締約自由的尊重。然而，公證一旦進行，公民就必然要承擔由此產生的法律后果。等到真正按照那樣的一紙文書運轉，依據夫妻之間的雞零狗碎對公民的人身、財產權進行限制或剝奪，那才是真正的公權干涉私權。
另外，某些公證機構為增加收入、拉攏客源，任意擴張公證范圍的狀況本來就很嚴重，將公證范圍“開放化”不僅將大大降低公證質量，還會成為他們“創收”的保障。
在全國人大即將就《公證法》草案展開審議之際，我們期盼立法對公證制度的規范與完善，也呼喚從體制上抑制公證機構的“利益沖動”，突出公證的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特征，促使公證機構更多地注重公證質量與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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