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政府部門滑向新雙軌制

　　本報記者 柏晶偉

　　12月18日，在由中國體改研究會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雜志社主辦的宏觀經濟形勢研討會上，與會學者發出呼吁，目前一些政府部門仍然存在著設租尋租腐敗行為的動力，要警惕政府部門滑向新“雙軌制”。新“雙軌制”的出現，使得經濟體制的問題難以通過調控來解決，只能依賴改革來緩解。青年學者鐘偉就此作了主題演講。

　　“舊雙軌制”代價高昂卻碩果可陳

　　雙軌制的提出是在1984年的浙江莫干山會議，它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標志。雙軌制有三層含義��一是針對當時一般商品和服務的管制價格體系，采取體制內和體制外兩種價格機制，逐步放開的體制外價格機制不斷發育、壯大，并最終使得體制內價格逐步退出歷史舞臺。1985年初取消對企業計劃外自銷產品價格的限制以后，價格雙軌制就此迅猛發展起來。二是針對私營企業發展的漸漸寬松的經濟政策，當時雖然國有經濟的存量改革沒有放開，但對鄉鎮企業和個體戶經濟的增量部分給了相當多的成長空間，使得除了國有經濟以外的經濟成分迅速壯大。三是針對農村大鍋飯問題進行的改革，推出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在糧食批發價格逐步放開之后，中國農民的溫飽問題，逐步得到基本解決。

　　“雙軌制”到亞洲金融危機前后的1997年終結。

　　這種自上而下推動的雙軌制，是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驚險一躍，到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分稅制改革和匯率并軌之后，絕大部分一般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已經市場化了，雙軌制由此淡出。但是“雙軌制”的實行在激發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也讓少部分官員從中尋找到了腐敗的溫床，許多人通過“倒批文”發了橫財。胡和立的研究報告顯示，僅在1988年，我國控制商品的價差總額在1500億元以上，銀行貸款的利差總額在1138.81億元以上，進口所用牌價外匯的匯差總額在930.43億元以上，這三項合計的價格雙軌制差價就在3569億元以上，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

　　鐘偉將此雙軌制稱之為“舊雙軌制”。他認為，“舊雙軌制”戰略雖然是漸進的，但它并不排斥局部的、區域的激進改革。中國的前路有許多需要跨越的壕溝，而我們并不能分兩步跨越一個壕溝，因此“舊雙軌制”雖然代價高昂，但我們還是幸運地收獲了比代價更為繁華的果實。

　　“新雙軌制”弊端多多損失巨大

　　近七八年以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出現了令人不安的現象，就是“新雙軌制”的悄悄孳生和繁衍。鐘偉將“新雙軌制”定義為：以公共權力為背景，自下而上地尋找和套取已經市場化了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體系，和遠未市場化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體系，這兩大體系之間的巨額租金。

　　“新雙軌制”大致可劃分為四個層面。

　　“新雙軌制”的第一層含義，是資金價格管制和資金配置失衡。表征資金的價格，主要是利率和匯率，我們的實際情況是，利率市場化還沒有完成，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尚未起步。

　　據統計，過去到現在的3年間，銀行系統的信貸投放資金約為7.1萬億元，但是這種資金定價是非市場化的，隨著2002年之后中國一直維持的空前低利率和逐步上揚的物價，真實資金利率在不斷融化。從2002年至今，中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累計約有1.1萬億元，尤其是2003年和今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每年實現的利潤增長率都在40%以上，比其他各類所有制企業的效益提升都猛烈。假定信貸投放的一半是投放給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再假定過去3年中國銀行業的年貸款利率較之真實的市場利率偏低2個百分點，那么僅此項廉價資金就給國有企業節約了7100億財務成本，或者說扣除掉資金的非市場定價和配置，國有企業在過去3年真實利潤可能是4000多億元。更為嚴峻的是，這種建立在廉價資金之上的利益輸送，最終的源頭是在損害存款人利益。如果考慮到匯率問題，“新雙軌制”之下，權力對資金的集中、定價和配置，已經日漸以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集聚為代價而暴露出來。

　　“新雙軌制”的第二層含義，是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場化和征地制度明顯的權力尋租化。在供地方面，政府在1990年代改革了供地政策，政府通過出讓國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讓金；在征地方面，各級政府仍然沿用計劃經濟的辦法低價甚至強行征地。左手通過權力低價征地，右手仍然是通過權力在以“市場化”的方法出讓土地。粗略估計，在過去3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累計達9100多億元，征地賣地隱隱然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政支柱，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依次是房地產開發企業、地方政府、村級組織和農民，過去3年，一邊是占據中國富人榜顯赫位置的地產大鱷不斷涌現，另一邊是失地失業、集體上訪事件不斷地披露。

　　“新雙軌制”的第三層含義，是勞動力價格的惡性競爭和資方利益的難以撼動。從2003年開始，中國各地陸續出現了“民工荒”的現象；而1990年代初，那個時候以村甚至鎮為單位，農民們能夠“成建制”地流入城市中的外資企業打工，是件收入高而求之不易的事情，但10年過去了，東南沿海地區的進城務工者收入幾乎沒有明顯增加，區區500-800元的月工資，需要忍受在城市生活的漂泊孤寂、惡劣的勞動環境和突如其來的加班加點、無人照顧入學的子女。

　　在過去3年，中國進城務工者每年約有1.3億人，假定他們的月收入和必要的勞動保障較之正常狀態偏低每月200元，再假定他們漂流在城市中的250萬打工者子女沒有接受恰當的義務教育(這個每年收費至少在600元)，那么，由于勞動力價格的過度競爭定價，與企業商品的市場化定價形成巨大反差，大小企業主們每年則攫取了410億元的人口紅利。

　　“新雙軌制”的第四層含義，也許不太恰當，是國有企業作為要素組合的壟斷定價和無序轉讓，有的國有企業資本市場上市了，但卻沒有創造恰當的價值。有的國有企業未上市，轉眼間卻已是換了主人，走了工人。

　　政府治理結構改革迫在眉睫

　　目前一些政府部門設租尋租的動力，根源在于已經市場化的商品和服務價格，與尚未市場化的要素價格之間設租腐敗。這種“新雙軌制”的出現，使得經濟體制的問題難以通過調控來解決，而只能依賴改革來緩解。

　　必要的政策調整不能過多地受制于部門間利益平衡。以利率政策調整為例，2004年前三季度統計顯示，企業存款和居民儲蓄已經連續八個月增速下滑，其中9月末，企業存款增加7523億元，同比少增2624億元；居民儲蓄存款增加1.2萬億元，同比少增2070億元。這意味著民間融資規模在過去8個月有大幅度的上升，資金若不能在體制內有效循環，必然就會在體制外自發循環。這種情況延續下去，企業庫存、三角債和銀行的流動性乃至金融體系的穩定，都會受到影響。低利率當然對國有企業財務狀況的持續改善有顯著好處，但利率總應反映市場本身的意愿，而不僅僅是部門利益。

　　鐘偉認為，舊雙軌制得益最多的是民眾，新雙軌制的最大受益者卻是政府，因此政府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時，不可避免地要偏向部門利益，各個利益集團也不可避免地要維護各自的壟斷地位。2003—2004年這一輪宏觀調控即是佐證。這也是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出現停滯和徘徊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政府治理結構改革必然地被推到了前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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