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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產生的政策性原因
1. 建設征地過多過急。位于北京市三環路與四環路內外的第一道綠化隔離帶，啟動于2000年，2003年基本建成，綠化總面積102.3平方公里，涉及6個區，26個鄉鎮，91個行政村，339個自然村和3個農場，總人口88.5萬。這項工程涉及的征地范圍之大，人數之多，時間之短，前所未有，所造成的壓力可想而知。
2. 征地使大量鄉村企業受到沖擊。截至2003年底，北京市第一道綠化隔離地區累計關閉、搬遷、拆除各類企業3238家，涉及職工9.1萬人。在就業方面造成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二：一是大量原已安置就業的農轉居勞動力集中下崗待業；二是以往安置農轉居勞動力的主渠道變窄甚至堵塞。
3. 失地農民社會保障資金難以確保。就現行政策的安排，農轉居人員社會保障資金來源有三：用地補償金、綠色產業項目收益和商品房出售收入。從調查情況看，以上籌資手段不可能解決失地農民的社保問題。
一是補償標準過低。基層普遍反映，政府的撥款(每畝5000元苗木費、每年每畝120元的養護費)遠遠不夠；二是綠色產業項目建設用地比例低，限制死，能獲得審批的綠色產業項目趨于雷同，基本限于體育公園之類，經營前景十分黯淡；三是商品房出售收入因為各種風險因素大打折扣。豐臺區盧溝橋鄉反映，因為村里難以籌措建房資金，只能與房地產商合作，因此村集體能夠得到的房屋僅有35%，連“農戶上樓”的基本目標都很難實現。同時，調查顯示，城鄉結合部市政設施投入因欠賬太多，一些樓房建成后，水電燃氣都和市政工程接不上，成為無人問津的“鬼樓”。
安置政策存在不足
北京市建設征地涉及到“農轉工”，“農轉工自謀職業”，“農轉居”和“超轉”等4類人員，市政府相應采取了招工安置，貨幣安置，留地安置和社會保障安置4種方式。從調查情況看，目前土地被征用后轉為非農業戶口的農轉居人員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較為突出。政府解決問題的思路不應只局限在“就業”上，以“可持續生計”的概念來考慮問題可能天地更寬闊。
現行的“留地安置”政策(即在不影響整體規劃的前提下，政府在征用范圍內留出部分土地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委會使用，作為用地補償，以解決農轉居人員的社會保障和就業問題)帶來的問題主要有二：
1. 農轉居勞動力隱性失業問題嚴重。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目前無業或待工人員較多。據調查，豐臺區LGQ鄉待工人員4700多人，占全鄉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9%。有一個村1200多農村勞動力，目前全部在家里呆著，僅靠村集體每月發給的465元生活。二是村集體或村辦企業用工冗員頗多。以鄉村綠化隊、衛生隊、治安隊為例，截止到2004年4月底，朝陽區LGY鄉已就業的4693人中，從事綠化的有1037人，從事衛生保潔的有427人，從事治安聯防的有355人，三者合計1819人，占全部就業人員近四成。豐臺區LGQ鄉TPQ村就業人員1300人，其中僅衛生保潔人員就有300余人，占全部就業人員的23%。
2. 農轉居人員的保障待遇與城鎮接軌問題亟待解決。目前，農轉居人員的社會保障仍然沿用以前的保障形式，未納入城鎮管理體系�，F行的保障方式大體上有兩類：一類是“正式的”，即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另一類是“非正式的”，主要是集體福利，由村集體給村民發“退休金”。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當前面臨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二是發展不平衡，標準不統一。據統計，豐臺區目前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農民僅占36%。即便是在已參保的人中，有一部分只是象征性地繳費，到領取時每月只有幾十元乃至幾元。農轉居人員的社會保障水平和對象范圍在區與區之間、鄉鎮與鄉鎮之間、村與村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差異很大。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就保障范圍而言，多數村把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勞動力作為投保對象，有的村則把18—59歲勞動年齡階段的人作為投保對象，個別村只給干部投保；就保障標準而言，有的村按將來每月領取600元的較高標準投保，有的村則按每年幾十元的低標準投保；就繳費的分擔比例而言，有的村是個人拿大頭，有的村是集體拿大頭，有的村則是全部由集體包攬。
解決問題的對策建議
1. 規范和引導出租房市場，使之成為失地農民一項可持續生計。將房屋出租作為一個政策選項。理由有三：其一，向外來流動人口出租房屋已經成為京郊農民獲取收入的重要手段。在此次調查的鄉鎮中，農民從出租房屋獲得的年收入戶均2—3萬元，最少的也有1萬多元。其二，出租房市場在可預見的時間內會長期存在。適應上述市場需要，在政策上因勢利導，出租房屋就可成為城郊農民一筆穩定的收入。其三，類似政策在國內國外其實都被普遍使用。歐洲各國城市中大多有私人房屋出租，政府對出租房的必要設施有統一規定，房主們還有行業協會，以求行業自律。在香港，對“原住民”有給予宅基地的特別政策，出租房屋也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之一。在國內，杭州市的相關政策就規定，特別給予失地農民與住房面積同樣大小或更大的出租房，以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
2. 建立專門的社會保障基金，統籌解決失地農民的保障問題。常說土地是農民最后的保障，政府在征地時，也應從“最后保障”的角度審慎處理這個問題，要留足資金，對失地農民的養老、醫療和失業問題應該有個說得過去的政策安排。
目前，農民得到的征地補償太少。尤其是綠化隔離地區建設，京郊農民只能得到“政策”和很少的現金補償。建議北京市政府從土地差價中按一定的比例提取一筆特別的基金，用于解決所有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不僅要考慮現在和以后被征用土地的農民的問題，對以前被征用土地的農民也要有相應的對策，因為他們距離老齡階段更近或已經進入老齡階段，因此需求也更迫切。
為失地農民而設立的各項社會保險制度，不要直接與現行城鎮的類似制度銜接。因為現行城鎮的類似制度有很大的缺陷，譬如保障標準超過各方(政府、企業、個人)的負擔能力，企業和個人參保積極性都受到影響。應推廣浙江省的經驗，遵循“低進低出”的原則，即設計一種“少繳費、少得益”的新制度。參保者得益之“少”的下限，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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