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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琳
12月17日，重慶市沙坪壩區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審判庭，對4名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宣讀了《暫緩判決決定書》。4名被告人獲得了3個月的考察機會，如果其間表現良好，4人可獲大幅減刑，甚至可以“定罪免刑”。據悉，這是重慶市5家法院試行“暫緩判決”制度以來的第一案。
與前些年曾引起激烈爭議的“暫緩起訴”不同，暫緩判決得到了公眾和輿論的更多肯定，因為這一制度“使被告人有了改過自新的機會，合乎法制人性化的傾向”。更有時評人樂觀地指出，暫緩判決將成為“拯救與關懷未成年被告人的利器”。
暫緩判決有沒有如此功效筆者倒不敢妄自揣測，但暫緩判決明顯有違訴訟期限的規定，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在受理后1個月內宣判，最遲不得超過1個半月。對于交通十分不便的邊遠地區的重大復雜案件，犯罪涉及面廣、取證困難的重大復雜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團案件，流竄作案的重大復雜案件，經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批準或者決定，才可以延長1個月。也就是說，一審案件最長的審理期限只有兩個半月。
沙坪壩區法院的“暫緩判決”第一案并非上述“四類案件”，其審理期限最遲不得超過1個半月。但法院卻在審理之后，在未對被告人作出裁判的情況下，給予被告人長達3個月的考察期。裁判即未作出，案件自然處于未審結的狀態。即便在這個考察期限屆滿后就立即作出裁判，也遠遠超出了法律規定的最長審限。
我們知道，各國刑事司法制度因各自的司法傳統和文化背景，或有不同的制度設計，但對公正與效率的追求，卻是共通的。為了在公正與效率間維持一種和諧的平衡，各國都有關于審理期限的規定。在過往的司法實踐中，我們由于過多地關注實體的公正，只滿足于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而忽視了對“正當程序”的堅守。不少執法者甚至認為，超期審結或超期羈押，并不至于對這些“犯罪分子”造成多大的傷害。隨著“人權保障”觀念被廣泛接受，立法和司法對“程序正義”有了更多的尊重。審理期限更是最高司法機關藉以強化案件管理的關鍵所在。
如在去年1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推行十項制度切實防止產生新的超期羈押的通知》中，就明確要“全面實行以審限管理為中心的案件流程管理制度”，“對審理時間達到法定審限三分之二的案件，以‘催辦通知’的方式，向承辦案件審判庭和承辦案件法官催辦；對審理時間接近法定審限的案件，以‘審限警示’的方式，向承辦案件審判庭和承辦案件法官發送‘審限警示’”。
我們無從得知沙坪壩區人民法院是如何執行此司法解釋的，更不知道暫緩判決是如何拯救和關懷未成年被告人的。對被告人而言，案件的久拖不決會使他的身份長時間地處于不確定的狀態，其人身自由、財產等實體性權利因此被置于待判定的狀態之下，這本身就是對被告人合法訴訟權利的侵害。何況，暫緩起訴的決定也直接影響到被害人權益的保護，我們在不斷實踐和探索著對被告人的人文關懷的同時，是否考慮和尊重了被害人的感受及其合法權利。對于被害人而言，暫緩判決使案件長時間不能形成生效的裁判，兇手或侵害人在法定期限內不被繩之以法，被害人的權益也得不到及時的恢復和補償。這種制度性的忽視，就是刑事司法理論中所說的“二次傷害”。
為免案件當事人因陷入漫長的法庭審理而長時間得不到解脫，各國均認同“遲來的正義非正義”這一司法理念。遲來的正義之所以不是正義，這是因為正義在實體結論的遲到前，已經湮沒于程序的不公和當事人所承受的二次傷害上。這樣的“暫緩判決”，是否還能被稱為是對未成年被告人的“拯救與關懷”呢？
審限是司法機關必須遵守的訴訟制度，也是維護司法權威，踐行人權保障的必然要求。無視法律規定的審限去追求所謂的“拯救與關懷”，在筆者看來實有些得不償失。盡管筆者并不否認司法機關對于未成年被告人的確應給予有別于成年被告人的關懷，也支持各地法院在制度創新上的探索，但“正當程序”和“人權保障”的司法底線不宜因此而被隨意突破。
其實，法院“拯救和關懷”未成年被告人方面并非無可作為。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了《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詳細規定了“社區矯正”的適用。沙坪壩區人民法院完全可以依此《通知》，在法律規定的審限內對被告人及時作出裁判，并依據被告人的悔改表現，輔以社會危險性的評估，合理地采用“社區矯正”這一與“監禁矯正”截然有別的行刑方式，以更好地促使這些未成年被告人矯正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進其順利回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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