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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培堅 宋長星
工會工作很難!與工會工作者接觸多了，交流深了，耳邊經常有這樣的感嘆。確實，在經營機制多元化，勞動關系復雜化的歷史現狀下，工會工作不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單一方便。但常莉，一個過去從未接觸過工會、對工會工作一無所知的人，卻在短時間內把工作做得有聲有色，一些原本很難解決的問題，諸如工會經費繳納，員工福利改善等也被她輕易
化解，這分明又告訴我們工會工作并非那樣難!時代在變，社會在進步，工會工作也在接受全新的挑戰，我們需要常莉這樣新型的工會工作者。
透視常莉現象，折射出的是改革不斷深化與工會干部素質，工會工作方法發生碰撞等諸多問題。
其一是工會干部的人選問題。從法理上說，工會是職工自愿組織的群眾團體，工會干部自然應該由職工自己來選舉。誰能為職工說話，誰敢于為民鼓與呼，職工心里最清楚。但目前我們許多地方的工會干部產生仍然沿用過去的由上級指定候選人的做法。這樣，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工會干部遇事易于對上負責，好看領導的臉辦事，不能也不敢為職工講話。由于是根據上級或行政領導個人的好惡來指定候選人，就難免會魚龍混雜，使不具備工會干部素質的人進入了工會干部的行列。當然，那些把工會作為一個人事安排的緩沖地帶(安排即將退休的干部，病休的干部等)來看待就更是要不得了。
其二是工會干部的人格魅力。工會干部與其他干部不同，他被要求更具備樂于公益、為民請命的思想境界。常莉不在候選人之列，卻被職工推選為主席，正是她平時善待職工，急公好義的人格力量的顯示。選拔工會干部，有時人品、道德比專業技能更重要。
其三是工會干部素質問題。常莉工作得心應手，是因為她有良好的文化底蘊，豐富的人際交往的經驗。打從高中畢業，她就在國外求學打工，受過完整的高等文化教育，在異國他鄉又遭遇、經歷過各種各樣的人生歷煉，而這種文化準備和經歷，鍛造出她今后接受新的東西的能力。而我們目前的一些工會干部卻往往是，要么作為待遇在年齡較大的干部中選拔，要么直接來自剛出校門的大學生，在人際交往和為人處事上他們或者過于圓滑，或者稚嫩，缺少辦法。
其四是工會工作的職能問題。有人把工會比成小政府，意思是工會管得很多。確實，再就業工會要管，送溫暖工會要管，打官司工會要管，文體活動工會要管，職工技術培訓工會還要管，等等。若問工會是不是要管這么多?是不是管得過來?是不是管得有效?諸如常莉這樣的兼職工會干部肯定是無法完成如此政出多門的工作的。因此對這些工作有兩種做法，一是樣樣應付，不著邊際。另一是擇其首要而從之。常莉屬于后者，她選擇維護作為工會的一切工作的基點，正因為這樣的舍輕就重，使她能輕裝上陣，把工作做好了。
工會工作要來自職工的需求，不能為了顯示存在而工作。路很長，也很曲折，常莉身上發生的故事告訴我們，一成不變的工會用人機制和方法應該改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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