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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明
近日，有媒體報道“京城高校指標獻血引爭議”的報道，讓我們看到了北京高校在無償獻血工作中面臨的尷尬。這種尷尬，是全社會在無償獻血方面面臨尷尬的一個縮影。
一方面宣傳無償獻血，另一方面又在給單位下達計劃獻血指標，這的確是一個怪圈
。但是，如果按照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有關人士開出“取消指標獻血”的藥方來“抓藥”，而公民無償獻血積極性不能在短時間內有一個飛躍，那么，我很擔心，或許用不了多久，我們將面臨沒血可用的窘境。這決非杞人憂天。
不獻血取消保送讀研究生資格，不獻血的不授予畢業證書，甚至對稱來例假的女學生脫衣檢查……所有這些舉措都是不正當的，出臺這些舉措的高校也應該挨板子。但是，如果自愿獻血能夠采集到足夠血源，還會有獻血指標嗎？如果獻血指標能夠得到積極響應，還會有上述種種荒唐的強制措施嗎？事實上，正是一些人對無償獻血的冷淡，催生了種種荒唐的舉措。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潛在的血液消費者，所以，獻血是一項“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活動，法律也將其規定為公民的義務。但是，一些人身體健康狀況具備獻血的條件，卻拒絕法律賦予其作為一名公民的義務，則正是當前義務獻血困境的根源。
不過，把無償獻血中出現的問題歸結到民眾包括大學生道德水平低下上，未免太過簡單。獻血是公民的義務，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然而，我們看到的卻是獻血在一些單位、個人眼里的異化。某些強迫學生獻血的高校明確宣稱，這樣做是為了爭取“文明單位”稱號。當用自己的鮮血去換來“文明單位”，并因此成為一些人裝點門面甚至高升資本的時候，學生反感并拒絕獻血，就是一種很自然的反應。
獻血指標終歸要走向末路，但從現實看，它還要存續一段時間。所以，眼前最當緊的事，不是取消獻血指標，而是讓獻血回歸其公民義務的簡單實質，而不被賦予更多不必要的內涵。做好這項工作，需要每一個人公民意識的覺醒和自覺履行法律義務，也需要強調“榜樣的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第二條規定，國家提倡18周歲至55周歲的健康公民自愿獻血。如果每個符合上述條件的人都集中在一年獻血，血庫怕會“血滿為患”，所以，獻血總要有先后。各級領導干部，只要健康狀況允許，都應該主動伸出胳膊，履行自己作為一名公民的義務。
當我們看到更多花白頭發的領導伸出胳膊的時候，我們會明白“義務”兩個字的神圣含義，我們也將因為獻血而感受到履行義務的無尚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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