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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民間資本、賭球、中瑞財團……如果將這些如散珠般的關鍵詞串聯成線，我們即刻感受到沉甸甸的資本重量，還有由此而衍生出的撲面而來的投資沖動。數據顯示(本報12月17日報道)，資本積累率由2000年的11%上升到目前的18%，溫州民間資本總量到年底將逾3000億元，這個數據分別遠高于目前溫州金融機構的貸款余額和存款余額。
一度熱氣騰騰的溫州炒房團，中瑞財團的左右突進軌跡，所有這些折射出的不過是
資本的原始屬性：尋找最高投資回報的機會，這在理性經濟人的語境中無可厚非；而民間資本和“正式金融”之間的相互不兼容，則明示了面對這一大塊民間資本，我們的市場經濟基本架構怎樣地表現為“制度缺席”，這其中既有產權界定和保護的架構，也包括產權交易和清算的架構。由于被現行法律法規所明確禁止，賭球等行為只能被冠以罪惡標簽，不過其中能惹人深思的依舊是，尋求高回報的資本四顧無路，于是鋌而走險。
溫州民間資本的故事其實還是一個灰色經濟的故事。
經濟學家喜歡把介于法和經濟學之間的經濟現象和經濟構成冠以“灰色”或“黑色”稱謂，也就是說，在現有法律法規體系所不能保護、規范和覆蓋之處，灰色經濟將大行其道；而明確違反現行法律法規的，則被認定為“黑色”經濟。在一個形象的比喻中，整個經濟體可以被比照為一座冰山，如果不考慮黑色經濟，那么灰色經濟可以被設想為隱藏在水下的那一部分山體。可以想見，越是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水上的山體比重會越大；而越是轉型經濟體和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水下混沌山體的占比就越高。隱在水下，意味著沒有透明、明確和可遵循的市場交易規則，而這將導致的必是更高的交易成本、更大的風險和更多的不確定因素。
回到溫州故事。由于無法被納入體制內循環，溫州的經濟和民間資本一直具有“體制外”特色。我們非常熟悉的民間借貸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環節。這樣一組數據很有意思，上世紀80年代，在溫州中小企業資金來源構成中，自有資金、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各占三分之一；90年代三者比例演變為602416；2003年末三者比例又變為57376；及至2004年，由于宏觀貨幣政策趨緊，民間借貸成為溫州企業營運資金的重要補充，6月末，民間借貸的融資比重上升到10個百分點左右，而截至最近的統計顯示，民間借貸總規模至少可達350億元左右。同時，一點也不讓人感到意外，民間借貸利率明顯上升，6月份民間借貸加權平均利率比2003年末上升了35%。
由于法定的融資來源主要限定為金融機構，而這些體制內金融中介無法提供體制外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足夠金融支持，因此，民間借貸和逐漸積累的自有資金成為溫州企業成長的主要來源。然而，由于不被現有的法律和市場體系明確覆蓋，這部分經濟容量明顯具有“灰色”特質�；疑馕吨惶�定的預期和更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交易成本很高，地下錢莊所堆積和時而爆發的金融風險曾一度讓監管機構傷透腦筋。然而，沒有和體制外經濟相輔相成的體制外融資體系，舍灰色融資，又有哪些金融支持在當時可以推動溫州的持續增長呢？
及至最近，由于部分完成了原始積累，溫州的融資需求終于演化為資本的逐利需求。這回的情形似乎更糟，中國資本市場市盈率明顯高于正常水平，大多數上市公司沒有投資價值，而市場上除股票外的其他金融產品少得可憐。由于資本賬戶管制和資金外流限制，國內資金也無法進入更廣闊的國際資本市場尋求投資回報，QDII(合格國內機構投資者)的動議也始終是水中之月。溫州的資本四顧無處可去，遂投入房地產市場，被指炒起地產泡沫，又左右突圍，希望尋出投資回報之道。
溫州故事的典型意義在于，由于缺乏健全市場體系的陽光普照，溫州在經濟前行中屢番求助灰色力量，這是市場力量的自我顯現，然而灰色水下冰山始終無法上行到水面之上，這凸現的則是市場工程師——改革者構建市場架構的“缺位”，對產權的界定、保護和交易規則的厘清始終跟不上市場主體前進的步伐，這依舊是我們在市場經濟之旅中的無法揮去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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