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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莊禮偉
畢達哥拉斯認為事物之間的和諧關系可以表現為某種恰當的比例關系。無疑，“你＋1，我-1”這樣的零和結果不是和諧，“你0，我1”這樣的結果也不是和諧，而“你0.5，我0.5”看上去是和諧，但在復雜的現實中比較難遇到，因為每一方的稟賦、貢獻難以絕對對等。畢達哥拉斯認為音樂、幾何、雕塑、宇宙天體中都有和諧的范例，而它們都可以通過具
體的數字比例來體現，這個數字比例就是0.618：1或1：1.618，也叫黃金分割率。
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的一位政治家阿爾基塔把畢達哥拉斯的這一思想引入社會科學領域，認為政治家只要掌握了恰當的數字比例關系，就能控制社會沖突，為社會帶來公平、契約和信任。當然，在社會科學領域，對黃金分割不能機械地理解，2：3，3：4，5：8，乃至2：5，4：7等等，都是可以的，只要針對現實情況它是恰當的比例就行。
現代政治學在解釋何為“政治”時也有這么一種界定，即政治就是在所有需要維護的各種價值中，尋找自己滿意或社會滿意的恰當的分配比例。在看到了太多過猶不及的案例之后，人類逐漸意識到妥協的必要性，給對方留有余地，對利益作恰當的分配，方能獲得更大的一種紅利──穩定與和平。
在中國已廣為流行的“公共政策”概念，其實質也就是一個因時、因地、因應客觀需求而及時調整利益比例關系的公共機制。例如在經濟增長與勞工保護的關系上，就存在一個恰當比例的問題。
對于勞工權益的普遍關注，是人類社會文明化的一個表現。在西方社會，有越來越多的公眾對“血汗產品”表示反感和進行抵制；在中國，勞工的權益狀況盡管問題多多，但政府畢竟也明文規定了要進行保護。而保護就涉及到投入，對于具體的企業主或資方來說，保護勞工權益與企業在成本方面的競爭力之間，也確實存在著矛盾。不過，資方如果對勞動者福利和工作環境不作任何改進，固然能降低成本，但是隨著SA8000(社會責任標準)像ISO9000(質量標準)和ISO14000(綠色標準)一樣為進口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所廣泛接受，那么這樣的企業就會面臨出口方面的困難。同時，對勞動者福利的漠視、對勞動者人格的不尊重、對勞動者安全與健康事務的不作為，也將導致勞動者的騷動與反抗，使生產過程受到影響。
所以，在西方公民社會作出干預、本土勞工權益意識日益覺醒的形勢下，在勞工權益方面加大投入是大勢所趨。當然，要使發展中國家的勞工福利完全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也是不現實的，如果這樣做，許多企業將不堪重負而在競爭中失敗，最終勞動者的權益也不能得到維護。所以，關于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福利，應當有恰當的投入比例和增長速度。具體到如何對待SA8000，100%地按發達國家的規定來執行不現實，但太低了也不行，打一個2／3或5／8的折扣也許剛剛合適，然后再逐步提升。
這個折扣、比例到底如何來定，其實也有制度化的辦法，那就是只要理由充分，就可以依法由工會代表工人與資方談判；或者按新加坡的做法，由勞、資、政府三方合組一個全國工資理事會來進行協商。
對于國家歷史上的政治悲劇，也可根據適當的比例關系或均衡原則來處理。通過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同態復仇來處理歷史問題，無非就是將過去的你1我-1，變成我1你-1，其結果是引發新一輪的零和悲劇。南非1994年國家政權黑白易手之后，曼德拉并沒有采用司法審判或者“血債血償”的方式來對待白人種族主義統治時期的所有有罪或有錯的人，而是采取折衷辦法，任命一位宗教領袖圖圖主教來領導一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真誠反省、經濟賠償的基礎上謀求種族和解，加上新憲法對舊制度的徹底否定，結果既解決了歷史問題，也奠定了國家和平前進的基礎。
在政治家身上，其實也存在著某種黃金分割現象。優秀的政治家的民意支持率有2／3或3／4其實就可以了，在利益多元化的復雜現實中，優秀的政治家總是要得罪某一些人。連甘地這樣超然的民眾領袖也要得罪人，最后因主張種族和平而被印度教狂熱分子殺害。假如一個政治家的支持率是100%，這顯然是不真實的，它掩蓋了相當一部分人利益受到損害(卻無法表達和控訴)的事實。
國家政治或公共政策中的黃金分割原則，就是追求現實與可能之間的均衡點，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均衡點，變革與穩定之間的均衡點，國內利益多元化格局中的利益均衡點，國際關系博弈中的利益均衡點。像發展速度、供求關系、產業政策、社會福利等等，也都有均衡點。總之萬事適度，所謂正義，就是導向社會和諧的恰當比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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