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思維博弈中國經濟 中央與地方不一致凸顯

　　編者按：市場經濟走過的十幾年，也是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不斷走向成熟的十幾年。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的這次政府宏觀調控，明顯地抬高了兩道門檻：耕地實行嚴格的審批制度，金融實行緊縮政策。正如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年初指出的那樣，此次宏觀調控是點剎，不是一刀切，而且要適時、適度、有效。言下之意，這次宏觀調控針對的不是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于是，鋼鐵、電力、房地產、汽車等“過熱”行業首當其沖。

　　價格，作為經濟運行的風向標，是如何詮釋此次政府“看得見的手”和市場“看不見的手”之間的雙重博弈的？本報從今天起推出“2004年度經濟盤點”系列報道，從價格入手，審視并解讀今年宏觀調控下各行業的經濟運行情況。

　　2004年10月12日，生產手機的民營企業浙江奧克斯集團一紙訴狀，將通訊產業最高主管機關信息產業部告上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消息傳出，驚動四方。

　　此案爆發不到半年前的4月2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土地市場治理會議，會議責成江蘇省和金融監管部門對江蘇鐵本項目涉及的有關責任人作出嚴肅處理。之后，鐵本法人代表戴國芳被刑拘，常州市委書記范燕青被黨內嚴重警告，江蘇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明祥被責令辭職。對鐵本的查處成為2004年中央宏觀調控系列手段中最重的一次出手。

　　一邊是中央政府對違規項目的痛下殺手，一邊是民營企業對最高行政主管機關揚起的法律之劍；在2004年的中國經濟發展中，鐵本事件和奧克斯事件無疑具有相當重要的代表性意義。

　　這兩起經濟事件凸顯了當今中國經濟發展中隱藏的雙重二元思維。

　　第一重二元思維，就是政府思維和企業思維不一致。兩起事件都是企業和政府的較量，政府以宏觀調控為己任，試圖控制行業的發展；而企業則以自身的生存和利益為優先，不斷挑戰行政管制。

　　第二重二元思維，就是中央政府的思維和地方政府的思維不一致。中央政府考慮全局性問題，著重整個國家經濟長期的、可持續的發展；地方政府考慮的更多的則是地方性問題，是地方GDP、地方就業、甚至領導的政績等等。

　　在宏觀調控中，這種雙重的二元思維在2004年表現得尤為明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三者之間或交鋒、或妥協、或合作，在控制與反控制、計劃與反計劃，表面和和氣氣、背后互不服氣的纏斗中，共同構造了2004年的經濟發展脈絡，共同創造了9%的經濟增長率。

　　鐵本事件就是這種雙重二元思維激烈交鋒的典型代表。

　　首先，這是政府與企業的博弈。本輪宏觀調控早在2003年7月就已經開始。國務院、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先后多次發出相關通知，對投資過熱勢頭進行遏制。但是，2004年前兩月，占全社會投資八成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暴增至53%。在鋼鐵領域，2004年頭兩個月的投資增幅竟然高達202%。這種幾近失速的投資增長造成大量農田被占，社會矛盾急劇上升。盡管憂心如焚的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總投資高達160億的鐵本項目依然逆風而上，最終成為中央政府“殺雞儆猴�沟募榔贰�

　　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江蘇鐵本也干不出這樣的驚天大案。鐵本事件發生后，媒體進行的調查顯示，地方政府某些部門和主管領導的鼓動、勸說是導致鐵本不斷“壯大”的關鍵性因素。身為民營企業的鐵本，只有10億元自有資金，無論如何也玩不動160億的投資。據說該項目在鐵本內部也引發激烈爭論。事實上，這個項目涉及的報批、貸款、征地，如果沒有當地政府的支持根本無法完成。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鐵本事件不僅僅是企業和政府的博弈，更主要的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

　　鐵本事件清楚地表明，在處理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方面，中央政府的權威是不容挑戰的。本年度，與中央政府通過查處鐵本事件揚威立萬相對應的另一個重大事件，就是以《行政許可法》正式實施為代表的政府部門大幅度削減權力的行動。這一個行動直接導致了奧克斯事件的發生。

　　《行政許可法》被稱為政府的自我革命。由于事關重大，牽扯部門權力太過復雜，所以，該法于2003年8月27日通過后，經過接近一年的準備、適應，于2004年7月1日正式實施。在這期間，國務院和國務院各部委、各級政府部門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其中國務院和國務院各部委對數千件行政許可進行了清理。

　　在《行政許可法》正式實施當天，國務院頒發了《國務院對確需保留的行政審批項目設定行政許可的決定》(412號文件)，之后又頒發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的通知》(62號文件)。毫無疑問，這是兩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但是，要將文件精神落到實處，并非易事。

　　已經投資10億元建設了現代化手機生產線的奧克斯集團經過對國務院文件的仔細研究，發現手機生產已經不在國家有關部門審批范圍之內，于是將自己的產品送往信息產業部進行入網檢測。在連續5次被拒之門外之后，奧克斯將自己與信產部的糾紛訴諸公堂。奧克斯事件讓我們看到了，不但是部分地方政府，連中央一級的政府部門對于尚可擁有、使用的對經濟、對企業的干預權力是多么的戀戀不舍。

　　這就是目前中國經濟的現狀：中央想的是一回事，地方政府想的是一回事，企業想的又是另一回事。這樣一種有時一致有時不一致的狀況，導致今年的經濟發展出現了一系列異常的情況。體現在價格上，鋼鐵價格上下波動，房價一路上揚，車價跌跌不休，完全看不出規律；體現在能源領域，違規電廠項目遍地開花，從嚴重缺電，又開始出現電力投資過剩的苗頭；體現在安全生產領域，形勢更是嚴峻，各類事故頻頻發生，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體現在統計上，統計數據的失真，已經被各方所詬病。誰是誰非很難一言以蔽之。

　　以12月份逐漸升溫的查處違規水電為例，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實際上是在互相指責。公開的信息顯示，目前國內有1.2萬億千瓦的電力項目沒有經過國家審批，違規進入水電項目的資金高達6000億人民幣。中央部門的批評和指責自有道理，因為這樣的能源項目必須納入國家規劃。但是地方政府也是振振有詞，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電力緊張，審批手續又非常繁雜，根本等不及，所以先干了再說。對于那些進入水電領域的企業來說，一方面有利可圖，一方面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所以大膽進入、大干快上。

　　這樣一個局面，誰都有道理，只不過出發點不一樣。

　　明年是改革年，如果說政府對宏觀經濟的把握，與企業對自身利益的追求這對矛盾，短期內無法解決的話，至少，讓地方政府的思維和中央政府思維更多地融合在一起，應該是有所作為的。

　　當然，融合不是通過集權消除不同意見，而是要通過不同意見的表達，最終達成一致。因此，我們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的宏觀指導，另一方面，更需要地方政府和企業振振有詞的反駁和據理力爭，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達到“上下同欲�梗�才能最大限度地破解雙重二元思維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憂。

　　本報記者 王義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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